在对《女神》和《尝试集》进行比较研究时，人们常常面对着一种困惑：《女神》的艺术价值和对中国新诗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尝试集》，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但从出版时间来看，《女神》在《尝试集》之后，那么新诗的“开山之功”就只能归于《尝试集》。同样郭沫若在新诗创作方面只能算作胡适的“响应者和追随者”。尽管这一结论与实际的阅读感受及文学史上的发展状况难以吻合，研究者也想出了种种办法来为《女神》辩护，如把它称为“奠定我国新诗的基础”、“开一代诗风”（刘元树）的“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周扬）等等，但由于出版时间这一“铁证”无法改变，人们也就很难修正这一成为史界共识的结论。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对《女神》和《尝试集》进行比较研究，以便重新认识这两部诗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认为，《女神》和《尝试集》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和前后相继的关系，它们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平行发展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两大发展源流——抒情的浪漫主义和说理的写实主义；从创作过程看，郭沫若不但不是胡适的“追随者和响应者”，而且是作为胡适的否定者出现的。过去学术界对这两部诗集哪个是“第一”的争论，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因为这两部诗集根本不在同一跑道上，并且有着各自的起点，所以把他们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安排座次，那是徒劳的行为。从史的眼光来看，《女神》与《尝试集》之间存在着对立与互补关系，它们就像两个支架一样，支撑起了新诗的第一座殿堂。也正是这种互补关系，显示出新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有了一个极为稳定的内部结构。 如果单从出版时间上看，《尝试集》初版于1920年3月，《女神》初版于1921年8月，《女神》比《尝试集》晚一年多。但出版时间并不代表诗歌的创作时间。《女神》在出版以前，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已公开发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诗歌的创作时间来看，胡适的第一次“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是1916年7月22日。由于他提倡白话，喊出“文学革命”的“狂言”遭到他的朋友梅觐庄的反对，为了“和他开开玩笑，所以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答他”。[①]这首“一千多字”的白话诗其实是一篇“顺口溜”，胡适称其为“打油诗”，是有自知之明的。这首诗引起他两位朋友（任叔永和梅觐庄）的极大不满。为了证明白话可以作诗，这年的7月26日，他下决心“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②]开始了一个白话诗人的创作历程。同年8月，作《朋友》一诗，表达单枪匹马的孤独心情，后改名为《蝴蝶》。《尝试集》出版时，《蝴蝶》成为首篇。但胡适并不孤独，当他在美国吟完“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不久，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死的诱惑》，随后又创作了《新月》、《白云》等，这些诗后来都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死的诱惑》并被译成日文，发表在大阪的一家日报上，得到厨川白村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③]这说明郭沫若的初试之作，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女神》初版时《新月》和《白云》合为《新月与白云》和《死的诱惑》一起成为《女神》的重要篇目。因此可以说，胡适和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胡适是一位自觉的诗人，他从事新诗创作是为了证明白话作诗的可能性，是其“文学革命”活动的一部分；相反，郭沫若是一位自发的诗人，他从事新诗创作没有丝毫的文学或社会功利目的。只是因为他那时正在与安娜恋爱，初恋的甜蜜与分离的痛苦使他不能平静，加之他自幼爱好文学，诗歌自然就成为他倾吐内心情感的方便之门。郭沫若有着很深的古典诗词素养，到日本后也一直没有停止写文言诗歌，那为什么这时突然想到用白话写诗呢？我想这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对民间歌谣的迷恋。民间歌谣一般是口语，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郭沫若对此一直情有独钟。他六岁时主动要求进家塾读书，一个主要原因是“一则母亲口授的唐诗（按——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歌谣）‘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的情景令人神往；到日本后，“对当地民间歌谣颇感兴趣，很爱唱《待康晓》，进入大学后还时常挂在嘴角。”[④]民间歌谣在古典诗词之后为郭沫若开辟了新的诗歌园地；二是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诗歌的自由体形式及其清新明快的风格，给郭沫若留下很深的印象，并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年以后，郭沫若回忆自己的作诗经过时，仍对初读泰戈尔诗歌的那份激动难以释怀： 民国四年的上半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从学校里带了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回来，是英文的课外读物。我拿到手来看时，才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The Crentmoon）上抄选的几首。是《岸》（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和其它一两首。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⑤] 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首次面对泰戈尔诗歌的那份欢娱会对他由创作古典诗歌走向白话诗歌起决定性的影响；三是黄遵宪及近代诗界革命的影响。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祧之祖”。他们提出的白话文运动、提高小说地位的口号，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在诗歌方面，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体现了“诗界革命”的实绩。他提出的“我手写吾口”的口号，对五四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郭沫若在谈到黄遵宪时说：“黄公度可以说是近代的大诗人，他的诗我大概都已念过。”并把黄遵宪与陶渊明、王维并举，列为最喜欢的诗人之一。[⑥]可见他并不以黄遵宪诗歌的口语化而有所鄙薄，也许在他看来，只要是好诗，用文言或白话并不重要。对黄遵宪的仰慕及其开放的胸襟，自然也会成为他转变的因素之一。当然，以上三个方面只能是他从事白话创作的外部因素。从他个人的因素来看，他那天生浪漫型的青春人格，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的思维方式，及其吞吐八荒的才情，都成为他向白话转变的重要条件。对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来说，初次试用白话做诗，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如社会舆论的压力，思维方式的调整等，但对郭沫若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他最初甚至没有意识到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只是本着内心的需要，自由挥洒他的天性。因此，郭沫若和胡适虽然同时进行新诗创作，但其动机存在着很大差别，我们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在五四诗坛上，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不管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胡适有多大差距，但都程度不同的受到胡适的影响，他们都是在《尝试集》的影响和启发下，走上新诗创作之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尝试集》是当之无愧的先锋和表率。作为一部诗集，《尝试集》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但以此来否认它在新诗史上的筚路蓝褛之功是不公平的。对《尝试集》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表现在艺术水平的高低上。胡适本人对此有明白的表示：“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⑦]相比之下，《女神》与《尝试集》的关系就相当疏远。郭沫若在日本着手白话诗创作时（1916年秋天），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最早在国内公布他文学改良的“八事”，是1916年10月，在《新青年》2卷2号发表《与陈独秀书》）还没有发表，国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开始。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国内学界正式发难，而此时郭沫若正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学习（郭沫若从1915年7月进入该校），对此一无所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刚开始的时候，“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⑧]。为了扩大运动的影响，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在4卷1号上，发表了白话新诗九首，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正式诞生；4卷3号上，发表著名的“双簧信”；4卷5号上发表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初步显示了文学运动的实绩。这时郭沫若仍在日本冈山高校学医。本年3月，他与安娜同居，父母有“哀痛之情”，郭沫若在家信中表示“悔之罔极”，又由于“有日本老婆”被归在“汉奸之列”[⑨]使其内心痛苦不堪，而对国内的文坛巨变，知之甚少。正是在他与国内文坛近乎隔绝的情况下，他还创作了小说《骷髅》（故事梗概见《创造十年》，当时投向了《东方杂志》，未刊）和诗歌《解剖室中》（后刊于《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2日）。这与国内新诗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只是当时没有将作品发表，因而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也正是在同年，他与张资平筹划出版专发文艺作品的白话刊物。这一想法与《新青年》改用白话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