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作家梁凤仪博士，在繁忙的商务活动间隙辛勤笔耕，七八年间，创作了50多部“财经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在港台、海外华人社会还是中国大陆都成了畅销书。我总以为，这些作品不但给我们提供了香港这个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图，而且还向我们呈现着一种文学的存在方式，揭示着这种发达商业社会文学发展与创作的某种态势。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思考以致借鉴的。 文与商 说到文学与商业（市场），我们往往出现一种缺乏辩证法的思维定势，或者认定文学作品是商品，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就应该商品化、商业化，把文学推上市场，由市场的杠杆来主宰文学生产；或者就认为商与文是绝对对立的，市场经济只能对文学发展发生负面效应，使文学商品化、媚俗化，导致文学的低俗与颓败。看来，这两种认识都有片面性、浅表性，没有把握到文与商在社会发展的深层中，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统一起来。 毫无疑问，商与文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这在资本主义文艺生产的实践中，有过充分的表现。以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的著名命题。看不到这一面，在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把文学生产商业化，把文学完全推向市场，任由市场的经济规律来支配全部文学生产，是不对的。这种认识与实践，将消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导致文学精神文化价值的失落，社会效益的负效应，也不利于文学的再发展。大众的审美意识和能力低下了、失落了，创造审美对象的文学生产也将萎缩、败落。这是一种艺术生产上的恶性循环，绝非危言耸听。这已为中外许多文艺发展的事实所说明。 然而，以上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文学与商业有其内在的统一方面，它们能够和谐地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梁凤仪女士的小说创作实践就表明了这一点。 发达商业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丰裕，不仅给文学生产的发展提供物质的经济条件，也提出以文学这种审美手段建构人文精神的社会要求。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自由商业社会的高度发展，除了能带动经济高涨，给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程度提供物质基础外，也会腐蚀和破坏社会的人文精神。在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一切都可以交易，金钱和激烈的竞争成了制约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两大杠杆，它自然带来人性的扭曲和人文精神的颓败。这在西方的某些现代主义的作品里有过许多反映，在梁凤仪的小说中也有表现。《信是有缘》中的女主人公阮楚翘，当她是一个初出校门的求职女性时，被人欺侮，表现得那样真诚，那样纯良，同章德鉴一起拼搏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章氏公司”。可是，当她成了“章氏公司”独当一面的经理人时，便判若另一个人了。她收购陷于困境的麦氏适意旅行社时，乘人之危，压价并吞，其面目之冷酷，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由此酿下了自己同日后成为章德鉴总经理夫人的麦酷玲的一桩私怨，以至最后，当她要回自己同章德鉴久存于心田里的情爱时，不得不以她同章德鉴艰难创下的章氏公司全部资产来赎买。这就是香港人常说的“游戏规则”，是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阴冷一面。在金钱与竞争面前，情与义是荡然无存的。所以，在自由商业社会里，竞争与货币虽然给社会带来物质的辉煌，但也会撕碎人间的真诚与情份。尽管拼杀的结果未必都是你死我活，可毕竟是优胜劣汰、我胜你败。于是，人人自我膨胀，自我设防，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举便油然而生，人类的生存状态滑落到绝境。这种生存状态的劣化，势必引起人们重新建构人文精神的憧憬。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是有理智、有情感的动物，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生命个体，总不能沉溺在动物性的物欲追求和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之中。愈是激烈的竞争，越需要心灵的抚慰，无论是弱者，还是强者；文化素质愈高愈是要求人间的真情和互爱。《信是有缘》的阮楚翘借《三国演义》里杨修的话，叹息在香港的当今时代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时代”，就反映出这种心态。我认为，这种对美好人文精神的热切向往，也是梁凤仪小说在海外华人社会获得广泛共鸣的社会心理原因。 由此可见，商与文，市场经济与文学，绝不是绝然对立的。除了经济的物质层面上有互动的因素外，在社会的文化与心理上也存在相互依赖与结合的方面。“商”要依靠“文”去建构美好的人文精神，以补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的（包括审美的）渴求；“文”也可以从“商”的兴旺发达中，求取自身发展、繁荣的经济与人文的条件。这两者的结合、互补，在自由商业社会中，难以在整个社会自觉地实现，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它就应该是全社会的一种自觉的目标与实践。 雅与俗 梁凤仪的小说在海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就艺术的层面而言，无疑在于它做到了雅与俗相融，雅俗共赏。 梁凤仪的小说是通俗的。这种通俗性首先表现在内容的世俗性。梁凤仪的小说涉及香港社会的诸多层面，有风尘世家的盛衰起落，也有平民小贩的悲欢苦乐；就是写豪门恩怨、拼杀，也穿插有侍女、落魄者的遭遇和恋情。因此，说是“财经小说”，并不准确，只能点出其运笔的轴心。更重要的是，梁凤仪小说不管描绘哪一种生活图画，它都适应平民百姓的审美期望。梁女士说，她写小说，乃承自晚清小说的启迪，“通过各种故事，把当时的正当环境、社会习俗、民生状况等，具体而有趣地报导出来”，“把一个个盛载着今日香港人情事理的故事写出来”。正是怀抱着这种写作宗旨，作者的创作视觉始终专注于那些“很有戏剧冲突”和引人入胜的商场风云，那些“尔虞我诈，刀光剑影之下，一个个从零到亿，三更穷五更富的传奇故事”（均引自《我怎样与写作结缘》，见《梁凤仪及其作品》，以下不另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文）。这些艺术追求，就使作品充盈着一种平民性、传奇性，为平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正如香港一些商界名流和企业界人士所说，梁凤仪的小说，“写出一些社会众生相，都有读者的影子，故更增加读者的阅读趣味”，“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正好顺应潮流，适合香港人的口味”。这种在选材谋篇上力行“为民而作”宗旨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自是理所当然的。 高尔基认定，语言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梁凤仪小说的通俗性还突出表现在，它努力创造一种自有特色的文学语言。这种文学语言，叙事简洁明快，说理亲切活泼，字里行间融入了不少港式粤语的词汇和句法，使作品流溢着一层淡淡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这样的通俗性语言，叙说一个个发生在欣赏者身边，又富于传奇性的悲欢离合故事，怎么会不受到众多审美群体的喜好呢？ 但是，要是说梁凤仪的小说就是一种俗文学，只有通俗性一面，我认为是不够确切的。读梁女士的作品，一股对人生真情和社会道义的追求，以及对祖国和民族的眷恋情怀便扑面而来。她写商场的角逐、拼杀，从不忘记扬善挞恶，赞颂人间的恋情和挚爱；写豪门里的恩恩怨怨，又实实在在地展现个人对情人和“国族”的真情。哪怕是写烟花巷里富豪与高官们的勾当，小说也不去津津乐道那些出卖肉体的场景，而是把笔墨泼在揭发高官、巨子们如何操纵市场坑害小股民、小百姓，同时弘扬风尘女子对亲友的责任、义务以及对“国族的情怀”。像在《花魁劫》中，描写贺敬生同酒店侍女出身的爱妾容璧怡的真挚情爱，都让我们生活在大陆的读者感到它似一种理想主义的梦幻了，而作者在贺敬生去世以后所抒发的爱国情怀就更为动人心弦。那时已经成了贺氏家族“金融皇后”的容璧怡，对要求在97年前把资产转移国外的儿子斩钉截铁地说：生意“必须要以香江为基础，这是敬生的心意，他说过，以前插上米字旗，贺家尚且发扬光大，将来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头，怎么可以临阵退缩。如果真有不（幸）的时局，就算是我们贺家为国族的信心与支持，而作出的捐献，为我们身为中国人的尊严作出的一点表示好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宣示，蕴含着何等沉重的历史内蕴，又是多么扣人心弦的情怀。还有《花帜》的主人公杜晚晴，站在长城的内心独白，那种对祖国、对民族的豪情，都是植根于华夏国土之上的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宣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