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各自都拥有许多迥然不同的内涵。但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文学现象却是那么奇异地纠缠在一起。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创作了典型的现代派作品，许多现代主义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浪漫色彩，甚至对有些作家作品，也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例如，二十年代初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的叙说和理解，实际上就应该归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人们在谈论四十年代的徐訏、无名氏等作家的时候，也常用“后期浪漫主义”来称述之，而他们的很多小说又恰恰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作。——这大概就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在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之中难解难分地杂糅着许多浪漫主义情愫。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都不外乎要强调主观性、内向性、情感性，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上为现代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在表现主观自我、强调情感体验等方面都与浪漫主义取得了相通之处。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条件，以及新文学作家自身的性格、气质、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质，使得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比较起来，现代主义不够真正的“现代”，浪漫主义也不够彻底的“浪漫”。因此，新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要想实现真正的“浪漫”，或者说要在对主观性和情感性等特质的追求上达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程度就必然要走向现代主义。同时，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要想在审美体验和欣赏习惯等方面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也就必须汲取浪漫主义的诸多营养。 就浪漫主义而言，新文学浪漫主义受欧美浪漫派的影响极深。如梁实秋先生所说：“新文学即是受外国文学影响后的文学。我先要声明，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①]而欧美浪漫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是所谓的超越性。与欧美浪漫主义的这一特质相接近的新文学作家，应该是徐志摩、徐訏、无名氏这样一些人。他们崇尚西方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崇尚西方宗教的自然超脱、神人合一，崇尚以哲理的智慧和神秘的话语来建造一种超越现实的“西洋味”极浓的浪漫主义。徐志摩的散文《想飞》可谓是他们的宣言，他们是那么强烈地想飞，他们渴望凌空升腾地高飞于现实的庸碌之上。他们的理想是康桥模式下的自然、性灵，是由爱、自由和美所构成的单纯信仰，是一种自由驰骋的浪漫，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和永恒。 于是，追求超越与超越的无力和不可能，就使得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逐渐向现代主义分流。在新文学史上，诸如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等许多浪漫主义作家，不管他们的理想境界多么美妙，也不管他们的主观情思多么炽烈，他们的思想基础都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坚实土壤，他们的创作宗旨都取源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使命感以及积极入世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所以，他们既没有欧美浪漫派那样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和可以倚重的宗教哲学的精神力量，也就无法凭借着崇高的神秘感来俯瞰宇宙和人生，更无力超越现存的生活现实。 然而，作为浪漫主义的作家，所追求的又毕竟是主观思想和自我感受。于是，太强烈的追求与追求的无着之间的矛盾就使得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折磨。这诸多的无法战胜的矛盾和无法摆脱的痛楚，也使得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作家们不可能始终孤芳自赏地坚守浪漫。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其一，是放弃“浪漫”，去归入现实主义的洪波巨澜。例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尽管他们也是那么强烈地追求浪漫的理想、渴望超凡脱俗。但是，当他们“想飞”的情思与他们所置身的冷酷现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时，他们又情不自禁地要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其二，是执迷于“浪漫”，那么只能是到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中寻求精神慰借。例如，徐志摩、朱湘、林徽因、孙大雨等人的现代派诗，也都是由于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的太多的痛苦、战栗和无奈，这些痛苦的积聚和折磨使他们无所适从、孤独落魄，乃至绝望，就不由得与现代主义的“荒原”意识合流。前一种舍弃，是新文学作家们基于特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而产生的一种深刻而痛苦的反思。后一种执著，也同样表现出浪漫主义经由理性升华的深沉与智慧，它布满了更多的磨难与艰辛，是固执在主观情感的世界里的挣扎、徘徊与寻觅，也是追求在“超越”的炼狱里的受苦受难的悲壮与华艳，更是一种寻梦于荒原的迷惘的灵魂的深邃。 就现代主义而言，中国新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就在与它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寄植关系、依附关系。但是它又没有象国外现代派文学那样走向彻底的荒诞和抽象。于是，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就走着一条既相似于又相异于国外现代主义的独特道路。 一方面，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对国外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引进表现为积极的移植和大胆的尝试。这种借鉴的热烈和大胆，真有些史无前例。他们对有些手法，稍一小试，便弃之不用，可谓浅尝辄止。如完全否定理性的极度变形手法、过分追求抽象的“符号化”崇拜。对有些手法，则灵活掌握，充分运用，可谓深得精髓。无疑，这种借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尝试性的摸索中走着一条循序渐进的曲折之路。在二十年代，创造社的小说，李金发的诗歌，以及新月派的诗作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初步显示出现代主义的锋芒，但也明显地表现出借鉴的牵强和模仿的幼稚。到了三十年代，以施蛰存为代表、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派终于高举起自己的大旗，他们用急驰的旋律、缤纷的色彩以及各种倏忽多变的潜意识形态表现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②]然而，也许是政治风云和战争炮火的席卷，也许是单纯的非理性的表现形式不容易深入持久，他们都没能沿着自己的现代主义方向走下去。及至四十年代，经历了民族战争洗礼的现代主义作家们才开始迈进了一种理性沉思与自我体验相结合的更高层次。也可以说，徐訏、无名氏等人终于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包容了中、西浪漫主义多种特质的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