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后”的文学视野里，女性文学无疑已是一种触目皆在的“物质”景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女性的“缺席”与“缄默”已成历史陈迹。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以及性别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贯彻和张扬，构成了对男性文学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传统的现实而强大的消解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的划时代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性的文化确证，并已经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造成了深刻影响。相当一批的女性学者——有的甚至调整或转换了自己原有的学术视角——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关注与热情投入，并与为数已众的女性作家一起，携手成为在整个思想与实践领域反对将女性“他者化”（other）的先锋力量。这些学者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已硕果累累，她们以自己卓越的研究实绩改变着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 但是，在肯定当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探索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性意义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这种探索在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偏狭与盲误，指出这种偏狭与盲误的理论根源以及对批评已经造成的和可能带来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这非常必要，否则，就会导致女性文学主体性建构的视野障碍与方法上的重重困难。这也是写作本文的意义与任务。 性别与政治：两个文本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女性主义重要的文化标记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六十年代。但作为背景而起的女权运动则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跨度的政治运动，它最起码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以英国妇女获得完全选举权为标志）。随着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反越战运动的历史波澜，女性主义运动从最初的响应形式发展到最终成为一面夺目的反主流文化的时代旗帜。相应而起的女性主义理论便是对女性主义历史经验的文化反思，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则是其中重要的、必然的分蘖。 Feminism一词，在中国先后有两种译法，即“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海外有关的华人学者认为，这两种译法都存在偏颇、片面与局限性。“女性主义”太求政治色彩，容易掩去其他，而“女性主义”则性别意味过浓，无法传达“Feminism”在发展中日益加重的政治涵义。权宜之计，“女性主义”成了眼下与国际“接轨”后的通用术语。实际上，“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译法上出现的分歧，体现的正是女性主义在批评策略上的“性别／政治”的双重设置。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以性别为“形构”（formation）的政治话语。六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最大的特点，可以用当时颇为流行的一句口号来概括，即“个人问题是政治问题”。这句口号提醒妇女，即使在私人生活中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从而引导那些一向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广大妇女对社会、对政治加以关注。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婚姻即政治，因为婚姻就意味着统治与被统治。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女性主义就是对权力分配不平衡状态的反抗。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责无旁贷地将政治作为批评的第一向度。它一方面要揭示文学作为权力话语在政治上的疑点，同时也要使批评本身成为面对政治的批判话语。从这个意义引伸开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应该兼容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并且对文本中有无女性的存在不作追问。 女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系统，相反，缺乏系统性正是它的存在方式。系统性的缺乏既导致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它的开放性。随着后现代背景的降临，解构兴趣的普遍兴起，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种理论在姿态开放的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兼容，通过对“局限性”的解构，使女性主义呈现为多种以“差异”为前导的理论形态。这其中最引人注目，并且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具认识与实践价值的，便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Third World Feminism）理论。 经典的西方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起点，强调两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差异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社会性别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化的社会体制，体现着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又是一种促成或限制人的基于自己的生理范畴作出生活选择的强大的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则对“女性”这一概念的本体性与普遍性意味表示怀疑，认为“女性”是一个意义不断被“延宕”的概念，源自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立场的西方女性主义唯本论的“女性”概念无法传达来自不同立场的妇女在经历上的深刻差异。由此，她们进一步认为，男女不平等及妇女受压迫、歧视的根源问题应该放在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中来分析。分析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被统治地位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妇女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社会性别体制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虽有其独立性，但又是与其他的社会权力分配结构如阶级、民族、种族等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第三世界妇女必须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多种反对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斗争联系、结合在一起。相应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任务便是研究分析第三世界妇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压迫、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多种斗争的历史及其相互关联，而不仅仅是性别差异。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言（半封建半殖民地，“三座大山”），中国的妇女解放就是一种多重的“解构”努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书写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话语运作中，就必然会在两个基本向度上展开书写的文本形态：一是以延安时期的丁玲（与她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及萧红（与她的《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对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文学书写。由于是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我将这种书写文本称为“政治文本”。二是以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因其显在的性别表征，姑可称之为“性别文本”。（丁玲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她是两个文本的横跨者，并在两个文本中独领风骚。）这两种书写／文本，既分立又“互文”，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整体性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