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古老的土地，养育了一个最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民族，创造了她的极其古老的文化；那古老的文化中明明白白映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古老，而那古老的历史中又实实在在记录着这个民族所经历的太多的坎坷与磨难。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如此古老，也正是由于她能够不断地克服和战胜这些历史的坎坷与灾难，从而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勇猛地跋涉。因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沉重的生存，也就自古形成了这个民族的过于强硬的精神，然而也正是靠了这种强硬的精神，也才支撑了这个民族的世世代代的生存与跋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似乎都可以作证： 夜深了，远远传来滹沱河里呜呜咽咽的水流声，那是渗彻人心的、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被压迫人们的心声！那是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反抗的力量！ 这是梁斌在其长篇巨著《红旗谱》的第三部——《烽烟图》中接近尾声时的一段极其简短的描述和议论。我认为，这也正是对于全书主题的最深层的揭示。我同时也觉得需要特别指出，对于《红旗谱》的研读，也只有读到此处，才能真正感受和领悟到作者在这部宏篇巨制中所要传达和表现的真实意味和基本精神。 时至今日，为了便于更加整体和进一步深入地分析与把握《红旗谱》、《播火记》以及《烽烟图》这规模宏大的三部曲的更为深层的艺术内涵，我认为有必要先解除一个多年来的偏见，即认为这部本为一体却被作者分为三部且各有书名的作品，只有第一部亦即《红旗谱》才是最好的，而其它两部在艺术上远远不及《红旗谱》，甚至认为主人公朱老忠的性格也“停止了发展，没有显著变化”等。[①]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看似已成定论的偏见，导致了至今很少有人将这三部作品加以认真细致地整体研读，也至今无人对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较为科学的微观分析。致使所有的文学史著差不多都只谈一部《红旗谱》，却对另外两部只加以三言两语的“缺陷”指责或者干脆加以回避。一部本来完整统一的作品也就被文学史家们人为地肢解，许多读者也就因此而受到误导。实际上，对《红旗谱》的阅读绝不能轻易放弃后两部而将其从整体上割裂出来，尤其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更不能忽略后两部在其艺术整体上的意义和价值。三部作品是内在统一的，是有着深层而严谨的有机联系的。一旦加以割裂之后，就会严重影响对其整体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把《播火记》和《烽烟图》看作《红旗谱》的“续作”，[②]因而，也认为与其它“三部曲”之作同样有着“一部精品现象”，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红旗谱》的三部曲，是从一开始就统一构思的。而且据作者在《烽烟图》的《后记》中回忆：“《红旗谱》全书，一九四二年开始构思。”直到1953年才开始正式动笔，也就是说整整酝酿了十几年。而且，正式写作之后，是先写出了《烽烟图》的初稿（1953—1954），然后1995年至1956年又连续完成《红旗谱》和《播火记》，到1981年，才由于种种原因，又修改完成了《烽烟图》。可见，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很难从出版顺序上判定其写作的先后。严格地说，它们在作者头脑中的生成是共时的。因而，这也就注定了三部作品在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性与不可分割性。此外，认为朱老忠的性格没有大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后两部的败笔和不足，甚至认为是最要害的一点，我认为也不足为据，相反，恰恰应该说是作者根据现实主义原则，尊重历史真实的结果。因为作为一个刚刚摆脱封建性的政治统治和压迫的农村革命者来说，其思想发展的跨度不可能会太大。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们更应该要求他的立体丰满，而不应该是人为的拔高和太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作者本人在对朱老忠性格的把握上是十分清醒的，他在《烽烟图·后记》中这样谈道：“《红旗谱》全书，原来想写五部。第四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繁荣和‘五·一’大扫荡，第五部写游击根据地的恢复，直到北京解放。当时，我还没有掌握写长书的经验。在我修改这部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写，生活是熟悉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长不能再有所变化，只有写故事，写过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改变计划，《红旗谱》全书，到《烽烟图》为止。再写抗日战争时，另起炉灶，另写新的人物。”可见，朱老忠的性格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红旗谱》三部曲的整体性，首先是从其作为一部“史诗”的意义和价值来看。把《红旗谱》看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壮丽的史诗”，这早已为众多的文学史家所认同。然而，作为一部“农村革命运动的史诗”，如果仅有一部《红旗谱》显然是远远不能名副其实的，能够称得上“史诗”的作品也当然必须具有“史”的宏阔和“诗”的浓烈。从这样的意义上看，仅把一部《红旗谱》作为“史诗”，也就显然既缺乏“史”的跨度，也在“诗”意方面略嫌不足。从“史”的层面看，《红旗谱》的主要斗争事件是“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不仅涵盖的历史年代很短，即使把“朱老巩闹柳树林”事件也算在内，历史跨度也不算很长。尤其是，这样的两个中心事件，并没有真正显示出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而且在实质上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其次从“诗”的意味上看，《红旗谱》也的确创造了较浓烈的诗的氛围，但是，还毕竟显得不是那么厚重。如果再进一步加上《播火记》和《烽烟图》，不仅历史跨度大大增加，一直延伸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全书历史已包容了近半个世纪中三代农民的革命斗争，而且，“高蠡暴动”以及“发动抗战”这些重大事件，也才真正表现出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潜力和伟力。就“诗”意而言，“高蠡暴动”中的血与火的惨烈，七·七事变后日寇轰炸保定的残酷，抗日军民面对强敌的英勇，都实际上大大强化了《红旗谱》中的整体诗意，这是从宏观的总体的崇高和悲壮一方面而言。就个别的细节来看，后两部中也往往充满生活的诗意和斗争的诗情，请看《烽烟图》中的这样一段： 小囤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冯老锡说：“当家的！要是我的胳膊上碾过大车去，你放我抗日去！” 冯老锡不待思索，哈哈笑着说：“好！放你小子抗日去，下半年的活钱，算你白花了！” 小囤一听，心上一下子高兴起来说：“好啊！”他扔地站起身来，紧了紧“腰里挺”。两手卡着腰，晃了一下膀子，绷着嘴唇走到大车跟前，先打了一套“小太祖”，运了运气，两只胳膊互相碰了一下，攥紧了拳头，说：“来吧！”他单腿跪在大车底下，睁圆了两只眼瞳向前看着，屏气宁神，把右胳膊放在车轮底下，伸出左手打了个手式，好象说：“来吧！”这时，小囤的身子骨儿如同春天地皮下的嫩芽，灌满了浆液，以茁壮的姿态，足够的精力，破土而出。他年轻的、滋润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当他真个要耍那俊把戏的时候，雅红曾想跑过去拉他一把。两脚刚刚要迈过去，游击队员们兴兴搭搭地把车一推，咕咚地响了一声，车轮轧过了小囤的胳膊。雅红心上扑通一跳，脸色象纸一样黄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