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并界说一个仍处于创作黄金时期的作家无疑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勾勒界说看作是与作家之间的一次平等对话以及对其精神历程所作的一种反思性的回顾，以便更好地激活其今后艺术更生的能力，那么这就很有必要，很值得冒险一试。 文学价值的评定，关键是看作家有无提供属于自己的新的东西；就其自身创作而论，是否具有不断自我更生的能力。因为创作作为独创性的精神劳动，它的生命价值就在于永不停顿的创造；而对真正的作家，特别是像对叶文玲这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来说，她的最大的所企所盼和所困，恐怕也就在这里。除此之外，对叶文玲的研究，我们还要顾及她年龄的因素。作为一个中年而且是中年女性作家，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是坎坷的，其成就得失包括价值观、艺术观、审美观在中年作家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叶文玲的这种代表性，使我们对她的研究有可能深入为对一代中年作家的文化探讨；至少，为这种文化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本文拟采用史论结合的形式，从爱与美的价值追寻、拯人济世的人文关怀和欲罢不能的政治情结三个方面对叶文玲创作进行研讨。用以分析的例子主要是小说，同时也包括散文。 一 70年代末80年代初，涕泗交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与之相应的，对“爱与美”的言说不期然地成为广大作家尤其是从“反右”和“文革”过来的一代中年作家的集体心声。作为生活的过来人和许多文学事业的目击者、参与者，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以往的文学失去了什么，现在的文学亟需要什么。因此，在“归来”之后乍初，他们就毫不迟疑地把情感指向和主体价值追寻活动定位在“爱与美”之上并身体力行其间。叶文玲的创作也明显具有这样的意向。无论是《丹梅》对宛如红梅傲霜的雷锋式女青年的颂扬，《寂静的山谷》对“军人之妻”优秀品质的赞美，或是《无花果》对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老科长的歌吟，这些作品，尽管彼此的环境不同，所写的对象也前后有变，但表现出的作家对“爱与美”的一片痴情始终没变。相反，人物愈是被置于环境重压之下，作家赋予他们的这份“爱与美”之情就愈是表现得强烈。“爱与美”通常有两个层次或两种情况：一种是此岸的，一种是彼岸的。此岸的“爱与美”是现世的，它关注人的形而下的当下生存，有具体确定的现实指向；而彼岸的“爱与美”则是超世的，它满足的是人的形而上的精神需求，虽不一定具有具体确定的现实指向但却一定必有神性美好的终极价值关怀。叶文玲显然属于后者。她的这种纯真执着的追求，无论就历史还是就逻辑角度来看，其意义和价值都自不待言，尤其是在那痛苦时代刚刚逝去的年头更是如此。不过尽管如此，叶文玲此时审美层次毕竟还停留在生活的表层，美的观念也相当单一浅显。她在题材对象的塑造上反复进行如上“好人好事”模式的创制，就是这种观念的明证。这当然不只是叶文玲一人，起步于五六十年代的整个“归来”的一代中年作家，他们的艺术创作开始时大多都没有跳脱此模式的束缚。从艺术是主体性的精神活动这一本体意义上说，叶文玲此期似还未达到真正意义的创作；尽管从1958年写第一个短篇《我和丹梅》开始，她已有过20多年的创作生涯，并先后发表了近60篇的短篇小说和散文。 《心香》的出现无疑是叶文玲创作进程中一次富有意味的突破，这突出体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醒悟和审美观念的更新上。至此，生活的相对丰富取代了原来的单一性；对美的探寻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人物思想性格也由一重变为多重组合；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的张扬。亚女以及“长塘镇风情”系列中的牛欢群（《紫石砚》）、担水佬（《井旁的柚子树》）等人物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作家价值观念上的一种可喜的新变化。这表明叶文玲不仅认识到美为文学艺术的生命，而且体悟到无论美的事物或丑的事物都应该纳入主体的审美范畴之内。另一方面，此期无论是亚女、葛金秋或是关侠、云嫂等“长塘镇人”，其性格较丹梅无疑复杂了许多。伴随着作家意识的增强，人物也获得应有的鲜活性而成为一个体生命的存在。而这一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演进到“百色人等”系列，人物性格则又更进一步立体复杂，原来那种“金瓶无缺式”的形象基本见不到了。 考察叶文玲从《心香》到“长塘镇风情”系列到“百色人等”系列作品，有很多种解读。我们在这里将目光对准虽非作家个人创新但却最能体现她此期主体价值追求并相当典型地反映中年一代作家审美观念特点的“人情美”。尽管这种“人情美”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越出传统美学的范畴，而且早在这之前的作家创作中就明显存在。“人情”是什么？就外在形式而言，它是在群体关系中生成的一种指向他人和社会的感情，而它的内涵则是“善”，衡量它的基准自然是社会功利和群体利益。因此，“人情美”就是以“善”为内容的功利性的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所提倡的“美”，占主导地位的就是以“善”为内容的“美”，它作为一种个人价值是完全体现在对他人和社会的作用中的。孔孟所谓的“仁爱”准则就是这一中国文化观的体现。叶文玲从《心香》开始自觉追求和温情称颂的“人情美”，及由此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大体就归属儒家的价值范畴。亚女对岩岱的爱，或许开始表现了人类类本性中个体生命对“美”和“自由爱情”的向往，当属于以“真”为内容的“人性美”的范畴。但她到底没能再前进一步，越过传统道德设下的无形壁障。只有当政治风暴将岩岱卷抛到生活的底层，将其置于与亚女同一平面时，她才表现出一种大胆忘我的痴情之举。此时此刻，他们仿佛无所隔阂地相亲相爱了，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亚女担着风险，用陶壶灌粥给岩岱充饥，这与其说是她对美和爱情的大胆忘我的追求，不如说这种大胆忘我此时更接近和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可见作家津津叙写的“人性美”，从根本上说是以“善”为中心的“理想人性”。它看似写“美”颂“美”，其实是在写“善”颂“善”。类似的情况在作家接下去创作的“长塘镇风情”和“百色人等”系列中也同样存在。即便是关侠、云嫂、舒朗等颇具自我个性色彩的人物，作家在有情有泪地描写她的“理想人性”时，仍然是以传统的“善”作为审美的主导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