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称“沉默”却并未沉默的1934年，巴金忽而从酣畅奔放地描绘现实，转向冷峻地历史凝眸，推出以山岳党三巨头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罗伯斯比尔的秘密》、《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1]。有理由说，相对独立而在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变方面有着内在联系的三篇作品，是巴金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三部曲。在由鲁迅、郭沫若、茅盾、施蛰存等参与的30年代历史小说的中国古乐大协奏中，巴金谱写出取材异域的交响曲。 一 时空浓缩和情节淡化，是巴金历史小说的共同特色。《丹东的悲哀》只写三个镜头：丹东、加米·德木南（通译卡米尔·德穆兰）、非里波在马德兰家[2]；丹东徘徊在赛纳河畔街道；丹东家。悲剧长度收拢到丹东被捕前六天，以埃伯尔派分子被送上断头台为开端，绾结于丹东被捕。但情节的淡化并没有削弱冲突的尖锐性，小说中的对话起着戏剧台词的作用，凝炼而富有动作性，非里波、德木南一句句话如同一颗颗子弹，强化了丹东派与罗伯斯比尔派的冲突。作者如同高明的导演，调度人物的进出场以推动冲突的发展，拉克瓦入场，透露公安委员会已决定逮捕丹东，埃罗出场拟到公安委员会查问此事，一出门就被宪兵逮捕，事态发展出人意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越来越浓，而丹东分子成为罗伯斯比尔的网中之雀的局面已明朗化。窗外一阵骚动，飞进口号声：“罗伯斯比尔万岁！……打倒卖国贼！”暗示罗伯斯比尔罗织丹东的罪名已蒙骗了群众，烘托出他当时的威望足以左右法国政局的政治氛围。 在《马拉的死》中，作者把焦距“定格”在两个主要镜头上：一是马拉在街头处理贵族管家狄孟；一是泡在浴盆里给国民公会写信的马拉被哥代刺杀，故事发生在1793年7月13日的早上和傍晚一天时间里。《罗伯斯比尔的秘密》的时间、地点更集中，实际上是一个特写场面，艺术光束聚焦在圣翁洛列街狄卜勒木匠铺的楼上[3]，事件缩微到1794年4月底、5月初的某一天夜里。场面浓缩后出场的署名人物相应地减少，《丹东的悲哀》有丹东夫妇、德木南夫妇、非里波、埃罗、马德兰七人；《马拉的死》减至马拉、西孟娜、狄孟、哥代四人；《罗伯斯比尔的秘密》只有罗伯斯比尔一个人唱独角戏。 巴金这三篇作品用笔颇有节制，哪怕某些可以铺展的场面也被作者筛去了。譬如《丹东的悲哀》中没有出现罗曼·罗兰剧本《丹东》和阿·托尔斯泰剧本《丹东之死》中，丹东、德木南等被审判，甚至走上断头台的场面；巴金又把他们所写的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晤谈时正面交锋的场面推到幕后，只用丹东的几句话一笔带过。作品避开了大革命重大事件的正面描写，除借简洁的叙述语言交代外，主要以人物的情感、情绪为纽带的自由联想或意识流动，重现历史生活和历史事变，以揭示人物的行为动机，增强历史感。缘情而发，境随情生，心理时空的活跃突破了浓缩场面后物理时空窄小的局囿，包容了高密度的历史信息，大大拓展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居多是人必有据，事必有据，甚至言必有据，只有广泛参读法国大革命史籍和人物传记，才能弄清人物身份、派别斗争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深透地把握作品的历史内涵和哲理内涵。 已有七八年写作生涯的巴金，精心地从浩瀚的史料库中，拣选他认为适宜表现自己创作意图的素材。他似乎意识到听任奔放感情驱遣自己的笔，用火热的心燃烧读者的心之外，作品的魅力还取决于另一条艺术法则：“对于敏感而聪明的人说来，写作艺术之所以好，并不在于知道要写什么，而是在于知道不需要写什么。”[4] 亨利·詹姆斯说：“如果没有情节的规定性，性格是什么？如果没有性格的显现，情节是什么？”[5]就小说的艺术构成而言，情节和性格是一对孪生姐妹，但从艺术功能看，两者是主从关系，即情节服从于、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金写短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吐露出来”[6]，不过，在这三篇历史小说中，他的情感激流沉潜于历史河床之下，在冷静的沉思中注重人物性格的艺术。 把三巨头的悲剧安排在他们死亡前不久这一时段，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处死路易十六，摧毁吉隆特党时有着斗争目标一致性的山岳党，这时围绕国内外形势的不同政见，分化为丹东一派和罗伯斯比尔一派，罗伯斯比尔派绞杀了丹东派曾表示赞成、支持的埃伯尔派后，两派在实行恐怖政策还是宽容政策引起的政治冲突，激化到双方积聚力量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搏斗。斗争结果，两派同归于尽。选择法国大革命这一悲剧性结局，从政治窗口窥探人物的心灵是刻划人物性格的最佳视角，同时，也符合艺术集中性原则：“同一个人物可以受到各种不同的考验，许多考验可以安排得越来越严重；这是一切作家用来造成高潮的手法……最后把人物推到大功告成或者下堕到深渊的路上。”[7] 二 《丹东的悲哀》对丹东形象的塑造放在他性格的“傲”的支点上。这种“傲”的性格可以使丹东成为这样一个人：它给这个名噪一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以雄心、气魄和胆略，在组织群众起义，攻打推勒里王宫，在镇压贵族、僧侣中保皇分子的反叛，在巴黎危在旦夕，武装群众抗击兵临凡尔登的普、奥等第一次反法联盟军等重大事件中，作为那时的法国一代领袖人物丹东，铁骨铮铮，敢作敢为，不愧是“一个革命的巨人”[8]，拯救祖国、推进革命的功臣之一。这可视为逆境中丹东“傲”的性格的正面表现形态。 丹纳说：“在人生险恶的波涛中，性格是秤砣或浮标，有时使我们沉到水底，有时把我们托在水面。”[9]同是这种“傲”的性格，也可以使丹东成为这样的人：这个昔日摇动鬃毛，发出“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狮子吼的狮子如今“厌倦”了，作品着重描写逆境中丹东“傲”的性格的负面表现形态。作者把丹东分子汇集在伯爵夫人、革命后做秘密赌场主人马德兰家玩牌这一主要场面，匠心独运地借玩牌赌博写政治斗争：丹东一班人正在这里酝酿着一场自卫反击战。“丹东，你应该把法国再放到你的肩上去”，“丹东，法国不能离开你！你在这时候应该再出来救法国”，非里波、德木南闻到了罗伯斯比尔在谋划炸毁自己一派营垒的火药味，力促丹东再度挑起“救法国”的重担。包容着爱国意识和党派意识的“救法国”，在他们看来，以丹东的声望，会赢得国约议会（作者后改译为国民公会）的支持。同时，他们反复告诫、催促丹东，形势危急，必须“先发制人”去掉罗伯斯比尔。丹东对此淡然漠然，心不在焉；埃罗、拉克瓦先后带来了“罗伯斯比尔要自己穿上围裙拿起扫帚来打扫巴黎了”，逮捕丹东已列名公安委员会的消息，这可怕的消息引起举座震惊，而丹东依旧在玩牌，与马德兰调笑，甚至有意转移政治话题，要大家谈谈“酒，女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