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望舒其人其诗，已经说得够多了。但翻看近年有关研究文章，内容多不出诸如戴诗的外来影响、戴诗的民族传统、戴诗究竟是不是“现代派”之类，难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类文章外部研究多，内部研究少，似有隔靴搔痒之嫌。有感于此，木文试图从一新的角度，对戴望舒的诗歌作些有益的探讨。 诗歌是一门主情的艺术，“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1]。作诗无非是为特定的情趣寻找某种恰切的意象，在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外自造一个独立自足的小天地。因此，本文拟找到某种贯串诗人作品始终的情绪为经线去探讨戴望舒的创作历程。 走进望舒的诗歌世界，你会感到一种浓重的忧郁扑面而来。它是那样的浓郁，那样的持久，几乎弥漫于诗人创作道路的始终。直到最后那段“灾难的岁月”，民族和个人的双重苦难，才迫使诗人由忧郁的抒写转向悲愤的控诉，蘸着血泪写下了最后几首风格迥异于前期的诗篇。 戴望舒生前共出了四本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与《灾难的岁月》。其中，《望舒诗稿》基本上是前两本诗集的汇编，无单独讨论的必要。另外三本诗集则大体标志着望舒诗歌创作的三段历程。因此，本文在对忧郁作些理论上的剖析之后，将主要沿着这三本诗集所指示的方向去感受戴诗中那种无所不在的忧郁与深入骨髓的悲愤。 一、忧郁的解剖 说起忧郁，不由得令人想起弥尔顿的诗句：“贤明圣洁的女神啊，欢迎你，／欢迎你，最神圣的忧郁！”代尔(Dyer)在《罗马的废墟》中亦写道：“那是给痛苦以抚慰的同情，／把健康与宁静唤醒，／多么悦耳……／忧郁之神啊，你的音乐多么甜蜜！”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则喜欢大自然阴沉的样子，因为只有这种样子才与他心中的忧伤更为和谐一致：“再见吧，最后的美好日子：大自然的悲凉，／才与忧伤的心情相称，使我喜欢。”在谈到拜伦时，海涅写道：“他们因为他很忧郁而怜悯他。难道上帝不也很忧郁吗？忧郁正是上帝的快乐。”[2] 看来，有一部分诗人确实对忧郁偏爱有加。忧郁对于他们是一种宗教，一种精神的安慰。雪莱说得好：“倾诉最哀伤的思绪的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3]可是，“最哀伤的思绪”真的能成为“最甜美的歌”吗？忧郁真的能给人以快感吗？且听朱光潜先生的解释： 一切受到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以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使郁积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泄，所以反过来又产生一种快乐。……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我们所谓“表现”，主要是指本能冲动在筋骨活动和腺活动中得到自然宣泄，也就是说，像达尔文说“情感的表现”时那种意思；其次是指一种情绪在某种艺术形式中，通过文字、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象征媒介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是“艺术表现”的意思。[4]按照朱先生的说法，忧郁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而忧郁的情绪只要得到自由的表现，便会“最终成为快乐”。因此，要使“最哀伤的思绪”变成“最甜美的歌”，关键还在于自由地“倾诉”。 我们承认忧郁的情绪只要在筋骨活动和腺活动中得以自然宣泄抑或在某种艺术形式中得以自由表现便会最终成为快乐，但我们认为忧郁并不一定产生于欲望的受阻或受挫。比如说，在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忧郁几乎贯串始终，难道都是由于欲望的受阻或受挫吗？在最后那段“灾难的岁月”里，戴诗开始告别忧郁，走向悲愤，难道居然是欲望不再受阻或受挫？抑或是诗人彻底消解了欲望？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忧郁跟人的气质有关。气质不同的人，趣味爱好也不相同。在文学方面，有的人拥护六朝，有的人崇拜唐宋，有的人赞赏苏辛，有的人推崇温李，这都是气质不同的结果。尹在勤先生认为：气质对诗人的观察体验、意态倾向、艺术风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5]的确。每位诗人的作品之所以都打上了个性的烙印，气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气质可分为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多血质者活泼、好动，注意力易转移，情感丰富易变且直接表露于外；胆汁质者性急、暴躁，精力旺盛，动作敏捷，情感强烈且迅速表露于外；粘液质者沉稳、迟缓，能忍耐，情感深藏，注意稳定但难于转移；抑郁质者孤僻、寡言，情绪体验少，但体验深刻而持久，情感不轻易外露，善于观察别人不易觉察到的细小事物。 如果按气质归类，戴望舒应该是属于抑郁质而兼粘液质类型的。戴诗往往爱用暮天、残日、枯枝、死叶、怪枭等意象，表现出一种忧郁、孤独而凄冷的情调，这固然可以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具体生活环境得到解释，但笔者认为这更与他独特的气质有关。这种气质使他不想也不适合像郭沫若那样进行热情洋溢的呼喊与痛快淋漓的抒写，而只能“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只能作一个“最古怪的”夜行者，对着“已死美人”似的残月唱“流浪人的夜歌”；或者抱着“陶制的烟斗”静听着记忆“老讲着同样的故事”。 笔者认为：戴望舒忧郁的气质与他所抒写的题材和情调在其诗歌艺术中得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这就是戴诗至今还能强烈地点燃我们的心灵的原因。望舒总是真诚、质朴、忠实地表现着自己的思想和情趣，“他不夸张，不越过他的感官境界而探求玄理；他也不掩饰，不让骄矜压住他的‘维特式’的感伤。”[6]这使其诗华贵中有质朴，忧郁中见真诚。啊怕是到了那段“灾难的岁月”，在改变风格后的戴诗中，感人至深的还是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在忧郁中抒发愤怒的诗篇，而不是像《元日祝福》这类呼号式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望舒的后期作品抒写的主要是悲愤，而不是激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