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早逝的遗憾。的确，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刚刚步入生命的金秋的时候，然而，鲁迅却在这个年龄辞别了人世。尽管鲁迅未到五十时，便被称为老人且也自认为老人，但放在今日，他应算是“英年早逝”了。如果考虑到母亲鲁瑞老人和两位胞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得享高寿，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鲁迅原本也是应该多活几十年的。在这个意义上，用“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过早离开人间的惋惜，也不无道理。 然而，与“未尽才”相比，“未尽情”，“未尽思”恐怕更为合适。鲁迅一生写下过大量文字，发表过许多见解，倾吐过种种情感、思绪，但，内心深处最真切的一些感受，最深沉的一些情思，却连同他瘦小身躯一起，走进了“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鲁迅是敢说真话是直抒胸臆的，如果做外在的比较，即将鲁迅与其他人相比，这种特色自然很明显，但如做内在的比较，即把鲁迅已经说出的真话与心里仍留着不说的真话相比，那也许就不能认为鲁迅是尽情说真话尽情地抒胸臆的。鲁迅说出过许多真话，这些真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给我们以无可取代的启迪和教益。但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鲁迅已说出的真话和郁积在心中未说的话相比，恐怕也就如冰山的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一样。 一、“在悲愤中沉静” 人们常常使用“心扉”这样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心是有着门户的，那么，这门户通常是多重的。每重门里，存放的东西都不一样，越往深处，所藏的便越隐秘。而鲁迅的说真话和抒胸臆，常常不过是开启了外面的几重门，至于心灵最深处的那道门，则大多数时候是紧闭着的，在一生中，偶然有过半开半闭的时候，至于将那道门完全敞开，则从来未曾有过。 在鲁迅的文字中，可以分成两种部分。一种是那种面对社会的洞察，是表达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感受、看法；一种是面对内心的审视，是抒发内在的某种情感、思绪。前者可以称之为启蒙性的文字，后者可以称之为抒情性的文字。应该说，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表达的是鲁迅内心更深处的情思。但这两部分文字也很不成比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如果说鲁迅著作如一片海，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则像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冰。个中原因，王晓明先生在《潜流与漩涡》前两章中，曾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有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的社会启蒙意识过于强烈，抑制了那种抒情冲动。总想以文干世，总渴望文章能对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有所裨益，于是，便难以不计功利地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愫。这不但导致鲁迅纯粹抒情的时候很少，而且还使得鲁迅即使在抒发内心情思时，也忘不了时时针砭一下社会，也要顺手在某些人的鼻子上涂一点白粉，或“顺脚”把某具陈尸踢一下。也就是说，鲁迅即便在抒情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的。 鲁迅的那些抒情色彩浓烈的文字，大多见于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中，除《野草》中有几篇写于1926年外，这两本集子中的文字，都写于1924和1925这两年。至于到上海以后，这类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便极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准风月谈》中的《夜颂》和《秋夜纪游》这几篇，尚能多少见出《野草》余韵。而这似乎也是为了与当时的新闻检查机关“较劲”才偶一为之的。迫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压力，《申报·自由谈》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为显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为显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也是一种“风月”，便写了《夜颂》，《秋夜纪游》这一类文字，也唯其如此，抒情在这类文章中，只是一种外衣，其笔尖仍然是针对社会现象的。 鲁迅晚年对居住在上海，虽然始终感觉不适，因而有一种逆旅心态，但文化心态，与北京时期相比，则显得沉静多了。1918年，鲁迅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后，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感情外露、情绪较激烈。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又有过一段悲观、苦闷、彷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阴郁、灰暗，甚至有些晦涩，较多地触及了内心最深处的情思。而在上海时期，则既没有那种慷慨激昂，也没有那种阴郁、灰暗和晦涩，文字更从容也更冷峻，更舒缓也更老辣。试将《坟》，《热风》等北京时期的杂文与上海时期的杂文对照起来读，便会明显感到二者在语调、情绪上的差异。北京时期的杂文，如果说像那种燃烧着的明火，那上海时期的杂文，则更像那种通红的炭火。鲁迅晚年的文章，似乎很少“动怒”，甚至很少“动情”，下起笔来，总那么不紧不慢，那样冷静沉着。这当然也有外在原因。上海时期，文网甚密，言论的自由度较北京时期小，稍稍过激一点的文字便不能面世，这也迫使鲁迅在行文时要敛心静气。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另一种原因，恐怕还在于心态的变化。晚年的鲁迅，文化心态，又趋于沉静，但这种沉静，并非指心如古井，而是指痛苦的沉淀和凝固。面对同一种丑恶现象，如果在“五四”高潮期，鲁迅也许会愤激得多，影响到文章，也会更热烈，但在上海时期，则只是慢慢地分析，细细地解剖。 当然，“动情”的时候也有。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便是晚年较“动情”的文字。但若与写于北京时期的《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则情感仍然收敛得多。两篇文章中，都写到了闻知噩耗后的心情，不妨将二者做些对比。 《记念刘和珍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