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新旧世纪之交，我们讨论中国20世纪文学与鲁迅传统的关系，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统一。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革新上。继承是根须，革新是花果。没有继承，革新将失去基础；没有革新，继承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今天，我们站在20世纪的末叶，展望21世纪文学的未来，一个不可缺少的逻辑起点和思考前提，即是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文学产生着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怎样制约着，规定着一个世纪文学的发展。 所谓传统，是指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因此，文学传统，即是指由历史沿传下来的一种艺术习俗。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若进一步思考，文学传统是凭借什么力量才得以在历史上沿传不衰的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威性和规范性。也即是说，只有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历史上，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文学现象，才能称得上传统，才能被后代所发扬和继承。 从这个观点出发，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流变、衍生的历史上，最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人物，莫过于鲁迅。鲁迅，是中国20世纪文学所造就的一位最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学巨匠和伟人，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最富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一种传统。 从理论上说，确立这样一个观点的基本依据和重要标志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两段话。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转引自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毛泽东又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页）这是我们至今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最高评价，也是唯一评价。这个评价，肯定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质上就是肯定了鲁迅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我认为，这样理解和认识，在理论上应该没有疑义。 从实践上看，鲁迅文学传统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形成，历经了以下三个阶段： 初始期(1918—1930)：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的一个结果。它是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生而发生，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而我们愈是研究它的初始阶段，便愈会发现，它事实上对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生，是起到了某种催生的作用的。这即是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始阶段，即“五四”时期，一批文化先驱首先带有思想先驱的特点。因此，“五四”文化革命也首先带有社会革命的特点。作家出山为文，首先是肩负着改造社会的神圣使命的。这构成了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作品的生命基因。 鲁迅从1918年5月发表他的旷世名作《狂人日记》开始，就出手不凡地使他成为这批作家中的一员骁将，把自己摆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祖师的地位。借用西方人的习惯，我们或者可以把鲁迅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鲁迅从1918年起就最早参予了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务活动。历史地看，《新青年》杂志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诸方面，都当之无愧地起到了新时代启蒙向导的伟大作用。鲁迅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批论文、杂感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批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象集束手榴弹一样，“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极大地激动了青年读者，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7页）。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同上）。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同上）。 在二十年代中期，虽然鲁迅陷入“五四”退潮时期苦闷彷徨的境地，但是他不仅一刻没有停止过自己思想、社会、文化革命的求索，而且适时地写出了《祝福》、《孤独者》、《伤逝》等一批小说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成为映射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真实镜子。除此以外，鲁迅还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正续篇，发起组织了“语丝社”，“未名社”，编辑出版《语丝》、《莽原》、《未名》、《国民新报》等刊物。在他的麾下，团结、集中了一群进步的作家。1925年，当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蜂起，“三·一八”惨案最为激烈的关口，鲁迅义无反顾了站在支持、声援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并果敢地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等尖锐犀利的篇章。在北洋军阀政府制造的黑暗、寂寞、无声地中国中，鲁迅的行动、作品和言论，无疑是一声震聋发聩的绝响，警世骇俗的春雷。鲁迅的声名、地位和影响，在愈演愈烈地斗争中日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