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3日，周扬专程到医院去看望重病中的郭沫若，望着这位中国文坛的泰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老人，周扬忍不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1] 周扬将郭老比做中国的歌德，并非偶然。周扬清楚知道郭老的一生，深刻了解他的为人与事业。是的，郭老与歌德一样，是一位终生不懈奋斗的战士，是一位活动领域广、活动时间长，成绩卓著的文化巨人与社会活动家。而且，郭沫若与歌德，虽然国籍不同，生活的时代又相距百余年，但是，歌德的作品，早在中国五四时期，就悄然拨动了青年郭沫若的心弦，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1914年初，22岁的郭沫若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10年的留学之旅。在日本，郭沫若学的是医科，但一直酷爱文学，尤其是诗歌，他从未忘情于吟诗作词。不过，此时的郭沫若，已不再拘泥于旧体诗词的写作，而开始了新诗的探索历程。郭沫若留日时，正是日本近代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作家除了创作出一大批作品外，还大量翻译介绍了欧美作家及印度作家（主要是泰戈尔）的作品，出版了一批外语原著，郭沫若由此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日本医学属德国系统，为完成学业，郭沫若除了必须具备熟练的日语外，其德语成绩也相当不错，这为他直接阅读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提供了极大方便。郭沫若接触外国作家，据他自己回忆，最先是泰戈尔，其次是海涅，再后就是惠特曼、歌德等人了[2]。这些文坛先行者们都对郭沫若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其中影响较大而历时较长的，恐怕非歌德莫属了。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启迪，更主要的还在于精神气质的沟通。 郭沫若是在1915年正式开始“认识”歌德的，并很快成为歌德的崇拜者。1919年，郭沫若着手翻译《浮士德》，1921年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后者曾是解放前再版次数最多的外国小说，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反响。郭沫若心仪歌德，首先当然是时代原因。他曾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写道： “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同是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 其实，能引起郭沫若心弦共鸣，并不仅仅是时代的因素和类同的社会矛盾，更重要的还在于歌德的人生态度、哲学观点与郭沫若十分沟通。郭沫若曾在《〈峩默·伽亚谟百零一首〉导言中》极力称赞歌德： “灵不偏枯，肉不凌辱，犹如一只帆船，既已解缆出航，便努力撑持到底，犹如一团星火，既已达到燃点，便尽性猛烈燎原。” 这几句话道出了郭沫若欣赏、崇敬歌德的真正原因。郭沫若赞赏歌德执着现实、关注人生、自强不息、终生奋斗的精神，这与他自己的性格与追求非常合拍，也是歌德能引起他心弦共鸣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与歌德心弦的共鸣，在郭沫若翻译歌德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郭沫若的译作，倾注了译者满腔的热忱和丰富的感情，有些段落、字句，甚至可以看作是译者本人的情感渲泄。此外，郭沫若本人的新诗创作，如著名的《凤凰涅槃》，在精神气质上就与歌德的《浮士德》有不少相通之处，充分表现了两位大诗人心意相通。应当说明的是，如果仅就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具体内容及篇幅而论，《凤凰涅槃》当然不能与《浮士德》相提并论。《浮士德》长达12,111行，是歌德惨淡经营60年，耗费毕生心血的作品，其内容庞杂，艺术地总结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叶300年间思想探索的历程，表现了歌德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辩证思想。《凤凰涅槃》仅248行，是郭沫若诗情灵感在一天内的结晶。但这并不影响《凤凰涅槃》在中国诗坛上的崇高地位，更不能否认它与《浮士德》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首先，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有其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本着对人类命运，民族出路的思考与关心而选择了民间传说作为艺术载体。歌德从小熟悉浮士德的传说，令他激动不已的，不是浮士德与魔鬼签约，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人间享受的传奇故事，而是浮士德一生永不满足的奋斗与追求。歌德认为这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必须具备的品格。然而，当时歌德身处的德国，“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媚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3]。歌德虽然也常对这种庸俗习气妥协、迁就，但从总体上看，他对这种卑鄙俗气深恶痛绝，渴望冲破其束缚。镕铸了歌德思想、情感、体验的浮士德形象，就是他力图为德国人树立的生活榜样。在歌德眼里，人必须像浮士德一样，“投入时代的激流”、“追逐事变的旋转”、“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4]。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郭沫若创作《凤凰涅槃》时，虽然还只是个20多岁的留学生，但五四狂飙式的爱国运动，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扉，他与不少留学生一起，组织社团，编写诗文，与国内学生运动遥相呼应。身在异国他乡，郭沫若深切地感受到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悲哀，因而对当时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更加痛心疾首，对造成国家分裂、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他感到5,000年的文明，“一切都已去了”[5]。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萦绕在爱国学生们脑中的严峻话题。郭沫若尽管诅咒现实，但他深信中国决不会沉沦，经过血与火洗礼而诞生的新中国，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基于对祖国热切的期望与坚定的信念，他选择了古老的阿拉伯传说“凤凰自焚而后生”的题材，创作了新诗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凤凰涅槃》。郭沫若明确指出，这首诗“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6]，点明了他创作这首诗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