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1924.11.5)，曾用笔名艾漠。山东峄县贺家窑（今枣庄市郊）人。[1]这是一个穷困、闭塞的小村子，父母是贫苦农民。童年时，他靠亲友的帮助，进了一所私立小学。1937年暑假，他考上了设在滋阳县的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进这个学校，每月有五块钱补贴，可以解决伙食问题，因而报考的都是穷学生。贺敬之当时只想有个谋生的职业，考取了也就很满意。此校学生年龄不限。最大的有二十多岁，一般的十七八岁，而他当时只有十三岁，是最小的。不料，他入学没几天，日本侵略军打过了黄河，直逼济南。学校急忙动员学生回家。随后，山东的一些中等学校纷纷迁往湖北，组建“国立湖北中学”，总部设在鄂西的郧阳，师范部则设在均县。1938年春，母亲把家中仅有的五块钱缝在他的衣角里，送他与几位同学一起找学校去。步行加扒车，挨饿又冒险，他终于找到学校。“当时抗日如火如荼，这个武当山下的城市一下沸腾了，日日夜夜唱着抗日歌曲。冼星海的《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首歌就像专给他们写的，均县的人民几乎都会唱它。县城的南北大街贴满了学生的壁报，这些壁报从各个角度，反映了青年学生抗日的胸臆。这时学校的课程较少，国文课，有的老师选讲了抗日有关教材，给学生们提供了宣传资料。贺敬之是搞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下乡宣传，也写宣传稿件。这时他已经以诗为武器参加了战斗。他的国文老师有时把他较好的富有战斗性的诗，从‘作文本’上选出来，张贴在教室里，叫同学观摩。可惜现在无法找到这些底稿了。”可是汉江水时落时涨，学校里也不平静。国民党战干团来学校招生，欺骗青年上钩。师范部的课程增加了军训，派来军事教官，推行法西斯教育。1938年10月后，武汉在日军的炮火下已岌岌可危，学校再度西迁入蜀。他随校经陕南步行入川。校名由“国立湖北中学”改为“国立第六中学”，总校设在四川绵阳，贺敬之进了设在梓潼县的第一分校。但在罗江县的四分校有作家李广田、陈翔鹤和诗人方敬当教员，于是，贺敬之想转到四分校以提高自己写作水平和文学修养。为此，他曾冒雨打伞步行二百华里找到李广田。那时，李广田和他朋友办的《锻冶厂》已铅印出版，影响不小。四分校的学生已挤不下，他劝贺敬之，读书在哪里都一样，“有了作品可以给他看，可以发表”。贺敬之回梓潼努力写作，跟同学们办起了“挺进读书会”，书籍是节衣缩食、用几个人的伙食尾子集中起来买的。贺敬之后来在诗中写到他在倾坍的文昌庙隐蔽的角落里，“和我的小伙伴们／躲过／三青团的／狗眼／传递着／我们的‘火炬’——／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正是那时的情景。也正是对学校当局发行《黄浦日报》，请三青团的干事长任觉五到校讲《孔夫子的大同世界》所展开的正面争夺战。而且，贺敬之和同学们，在学校众多墙报中，办起他们引人注意的《五丁》。那时的贺敬之，也已在全国性的报刊，如《大公报》的《战线》发表他少年时的作品了。高年级与他来往较密切的李方立、顾牧丁后去成都谋生，编《新民晚报》副刊，他以“艾漠”为笔名在上面发表的作品，就更多，为更多人熟悉了。但，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全面铺开，三青团已可以公开没收同学的进步书籍，“查询并登记订阅《新华日报》的同学姓名。教育部竟派人审讯参加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贺敬之和他的伙伴，“在无水的古井的砖缝间撬开墙上的砖，把书藏在墙里，藏在郊外的墓穴里，藏在荒草里……然后选取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才取出来学习。”[2]1940年4月，李方立从成都来找贺敬之，并约上程芸平、吕西凡一同步行往延安。历时四十余天，行程极为艰险，但内心无比欢欣。途中，他以《跃进》为题的组诗，后来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 他初到延安，先进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当时，他只有16岁。亲自面试他的系主任何其芳称他“一个小同学”。从小经历了长长的流亡生活的贺敬之，在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勤奋写作，除了有表达他初到延安时面对新生活的感受的《并没有冬天》外，还有回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家乡生活的《乡村的夜》等作品。 1942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精神号召下，他走出学院，开始和革命根据地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基础上，以他为主和丁毅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以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焕发的美学光彩，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石，开辟了道路。该剧曾被搬上银幕，译成多种外文，改编为多种形式在许多国家上演过，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贺敬之从而也以剧作家闻名于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1947年参加青沧战役，立功受奖。这期间，他创作了秧歌剧《秦洛正》，诗人写的表现根据地人民生活和军民关系的诗篇，其中的《南泥湾》、《七枝花》、《胜利进行曲》、《平汉路小唱》，一经作曲家谱曲，它们就都长上了翅膀，广为传唱。 1947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和作协理事。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任《剧本》、《诗刊》编委，剧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可是，青少年时的不幸，生活对他的摧残所埋下的病疾，在他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之际，却迸发出来了。他很多时间都住在医院和疗养所，加之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在办公桌上办的，深入生活和创作的时间很少，那段时间他几乎没写什么东西。 1956年，因一次重回延安的激动而写出的《回延安》，使剧作家贺敬之又回到诗坛了，诗人贺敬之的歌声又在四处飞扬。1956年“七·一”前夕，他那1800行的长诗《放声歌唱》，特别是1963年又一1200行的《雷锋之歌》，不仅标志了他的诗的成就之高度，而且更是开一代诗风之作。作者的政治热情和作品的诗美，得到读者的认同和赞赏，为新诗史写下了很有光彩的一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笔已不可能用于歌唱新中国的新生活，只能写“交代”、“检查”。1969年获得“解放”。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放歌集》，也以此给更多的文艺书籍的“解放”投石问路。不料，“四人帮”一伙马上警觉起来，把这本书的重印，跟诗人没有写他们要他写的、做他们要他做的事联系起来，做为“黑线回潮”、“右倾复辟”的“新动向”来抓。一方面，通知不许将诗人的作品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不许选入课本，并下令组织文章批判；另一方面，下令诗人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再次进行会议批判，加以围攻。最后，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