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十字街头的塔”里“默想”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人之一的周作人，其文艺思想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世纪初留学日本时主张以文学之力促进“国民精神进于美大”[1]，到五四文学革命中倡导“人的文学”，这一阶段周作人的文学追求和争取民族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目标相一致，功利化倾向比较明显。抗战时期他在政治上附逆投敌，转而提倡“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2]，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一部分”[3]，服务于“东亚共荣”的功利目标。在这两者之间，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期，周作人则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个性的文学”，从重视文学启蒙演变到主张文学无用，表现出强烈的非功利倾向，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上纯艺术思潮的代表和中坚人物之一。 周作人主要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而来谈文学问题的。而且，他曾多次表示：“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4]“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5]他也曾屡屡宣布“不谈文学”或关闭“文学店”。说他是纯艺术思潮的代表，主要是从两方面来分析的。一方面，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突出强调的个性主义，成为支持纯艺术思潮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影响了一大批作家评论家。另一方面，周作人对一系列具体文学问题发表的见解，也从不同方面参与了纯艺术理论的建构，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他和强调“为革命”、“为人民”等功利目标的左翼作家之间便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思想分野。正因为如此，鲁迅、阿英等左翼作家当年便都将周作人视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人物。[6] 周作人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纯艺术文学思想是他对文学和人生、社会问题不断探索的结果。他的思想深受西方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了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个人的某些特点。 五四时期周作人和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改造和文学革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彩。他热衷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运动，就是一个力证。在文学上他更以一种叱咤风云的气势为“人的文学”呐喊，成为新文学运动理论上的潮头人物。追求个性解放本是当时新思潮的重要内容，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思想这时已见端倪，但还只是“人的文学”这一复杂的思想综合体的一种因素，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既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地扭结在一起。在思想上，它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的压抑为主要目标；在文学上，则以反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为主要特点。周作人一方面提倡“平民文学”的口号，重视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强调文学的普遍性和全民性[7]；另一方面则强调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 五四落潮以后，社会形势和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多年来的启蒙收效甚微也成为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人开始走向革命文学和实际的革命运动，也有许多先驱者感到悲观和困惑，对现实和人生产生了严重的幻灭感，思想上由人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鲁迅就一度有过这种“渐渐倾向个人主义”的思想活动。[9]由于思想基础、性格、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周作人的这种倾向则发展得较为突出和持久。他很快就发现了人道主义追求的空泛和难以实现，并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口号中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因素进行反省，并由此走上了自己反对过的“为文学而文学”、“纯艺术”的道路。他开始将强调个人本位个性自由的个性主义作为五四精神的精髓而加以研究和张扬。他的个性主义开始由“人的文学”的一个因素逐步变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理论命题，显示出同近代西方霍布斯、尼采等人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个人主义理论体系更为接近的特点。他将“人道主义的文学”进一步界定为“人生的文学”，[10]并强调：“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这为他“人生的文学”作了更明确的注解，亦即“自己的”、“个人的”或“个性的”文学。[11] 接着，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开辟的专栏和后来出版的论文结集都以《自己的园地》命名，这个名称成为他“个性的文学”这一文学观的生动标示。他以此为喻，主张依照个性、表现个人情思的文学，让每个作家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文学本身即是“生活的一部”，并不讲求“为什么”的功利，就像在自己的园地里种果蔬药材还是蔷薇地丁，尽管“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就是了。他把文学的本质看作是个性的抒发，因此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役仆”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12]。 后来在出版《自己的园地》时所写的《序言》中，周作人进一步强调“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同时阐明了“不为而为”的创作态度。他在谈到自己的文章时说：“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他宣称“教训之无用”。他开始追求“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13]。后来，他还表示，现在除了“满足自己的趣味”以外，再也不去追求文学“觉世的效力”了。“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14]这明显表现出他对文学问题的个性主义解释正是建立在个人本位的立场上，他所关心的是“艺术与生活自身”而将其中“所隐现的主义”推置到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