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共同抗饥荒的情景，想起社会主义大家庭、互助合作，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级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他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义。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表现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里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像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像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厂里搞到一千万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