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之一,也是各年龄段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Rohe等,2002),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拥有住房就拥有安全感、独立性(Hirayama,2010)。住房也是老龄化社会维护社会福利和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Hirayama,2010)。文献表明,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具有三层含义:安全感(即应对未来意外的健康或财务问题的安全保证)、家庭支持(温馨记忆和代际支持)和遗产传承(
& van Kempen,2002)。也正是由于这些好处,老年人普遍希望能居家养老。Sabia(2008)的研究表明,健康、社会支持、经济保障、良好住房以及安全环境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五个基本需求,而住房几乎与所有这些基本需求都有直接关系。 相比其他群体,对老年人住房的研究更加复杂,因为涉及生命历程中动态因素的累积作用,包括财富积累、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及老人健康和功能状态(Burr et al.,2011),但正因为如此,对老年人的住房研究更有价值,它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居民住房产权的拥有状况及其原因。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对影响发展中国家老年人拥有住房(即住房产权或所有权)的因素研究甚少(Dietz & Haurin,2003;Gu et al.,2016),同时对影响各国老年人住房产权差异的制度因素研究也存在不足(Fisher & Jaffe,2003)。尽管国内外个别学者对中国老年人住房的一些特点进行了研究(Li & Chen,2011),但因全国性住房微观数据比较罕见,学术界对中国老年住房产权的特点以及有关社会政策对住房产权的影响及动态变化仍知之甚少。鉴于此,我们基于一个较系统的、全面的、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理论框架,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个时点的全国性数据探讨影响老年住房产权因素的动态变化。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因为中国农村几乎没有公房制度(Deng et al.,2011)。2000-2010年这十年正好是中国深化住房市场改革的阶段,分析这一时期与老年人住房产权有关的因素,对分析老年人或有老年人家庭的购房行为以及中国住房制度对购房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及概念框架 (一)文献综述 老年人因生命历程的不同(包括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和住房政策等),其住房产权拥有率也不同(Li & Chen,2011;易成栋等,2018)。人口学因素(如年龄)可以描述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某个阶段的特点,也是人们选择是否需要拥有住房产权的重要决定因素(如租房还是买房等)(Li & Yi,2007)。在许多西方国家,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的住房产权拥有率比其他年龄组的人高(Census Bureau,2012),而在70岁后呈现下降趋势(Bank et al.,2010)。由于夫妻双方一般共同拥有住房产权,所以许多研究常常会忽略性别因素(Sedo & Kossoudji,2004)。但考虑了性别差异的大多数研究发现,女性的住房产权拥有率往往低于男性(Segal & Sullivan,1998;Darab et al.,2018),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普查数据也证实了这种性别差异的存在(Chant & McIlwain,2016)。在许多西方国家,种族或民族是另一个与住房产权拥有率相关的重要人口学因素。少数族群老年人拥有的住房产权较低,因为他们处于中下阶层,且更容易受到房价上涨的影响(
& van Kempen,2002)。最后,已婚人士拥有住房产权的可能性高于未婚人士(Huang & Yi,2010)。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住房状况的重要因素,收入较高的个人或家庭购买住房的能力更强(Sato et al.,2013)。研究表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拥有住房的可能性较高(Heywood et al.,2002)。 家庭结构与住房相关,而且老年期的家庭结构往往是由身体健康状况决定的。例如,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往往与子女同住,因而他们的住房产权拥有率相对较低(Iwarsson et al.,2007)。中国老人丧偶以后一般都不再独居,开始与子女同住(Korinek et al.,2011),从而降低了购房的可能性。人口较多的家庭更有可能购置或拥有房产,而不太可能租房(Huang & Jiang,2009;
& van Kempen,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