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与沉思

      在现代文学群星璀璨的作家长廊里，师陀并不引人注目。这位自称“默默的做点事，默默的走路，默默想想自己和别人”[1]的杞人，虽有过荣膺《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殊誉，有被人目为中国未来的巴尔扎克和左拉的荣光，[2]但其生前身后终未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有关史书一笔带过，评论文章寥寥无几。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师陀显得更加落寞。在三四十年代文坛上，师陀无疑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创作追求与风格的作家，然而，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未能在理论上得到相应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本文拟就师陀小说的文化品格问题，谈谈师陀的创作与思想。

      一

      “你寻找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你失去了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读师陀小说常使我想起伟大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句。的确，师陀小说是一个丰富而灵动的世界，读它，就象打开一扇心灵的窗户，我们由此得以窥见作家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它不断地追求，又不断地失落，它迷恋故土，又向往异乡，仿佛天生的流浪者，唯有在无尽的漂流中，它才能品味出故园的温馨和异地的苦涩，感悟到已知的贫乏和未知的丰盈。

      随手翻开师陀的小说，我们便可发现大量流浪者、跋涉者的形象。仅仅从《过岭记》《江湖客》《路上》《寻金者》《行脚人》《乡路》《倦游》《行旅》……这些题目，我们就可看到作家是如何热衷于描写这些形象了。事实上，流浪和寻找构成了师陀小说中令人惊叹的一大景观。果园城里的“乖张人物”孟安卿，年轻时就是“大空想家”，他热爱姨表妹，但他“想起这是个爱用秤杆子教育姑娘，专门出产能干老婆的城市，幻梦才深深受了伤。……他怎么能眼看着他的幻像破碎，看到他的偶像跌倒下来，将来看着她专门争斤论两，计算柴米和油盐啊”，所以，“他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故乡——他出发了，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几年后，流浪在外的孟安卿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心渐渐空虚，终于成了一片荒凉。他又出其不意的回到故乡”。[3]可是，故乡完全遗弃了他，心上人也作了别人的新娘，孟安卿只得再次离开故乡。类似的情节出现在《寻金者》《一吻》《宝库》《恶梦》等篇中。《寻金者》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名叫朱的男人为了心爱的女子远走他乡，当他怀揣钱袋荣归故里时，心上人已离开人世，男人在悔恨与绝望中出家为僧，意欲在孤灯青烟中了此残生；《一吻》写远嫁他乡的大刘姐带着荣华富贵回到故乡，寻觅那遗落在故乡的浪漫而温暖的青春梦想，然而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在迷惘与惆怅之中，她只得又告别故乡而去。

      在师陀的小说中，不仅作品人物经受着这种放逐的折磨，有着浓厚的作家自我色彩的小说叙事人本身，也同样饱受这种磨难。《果园城记》里的马叔敖（“我”）回到果园城，“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的，先前我曾走过无数次的土地”，但他马上就发现这“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的果园城原来是个“单调而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4]回乡粉碎了我对故乡的幻梦，“我”已不再可能与故乡融为一体了。《无望村的馆主》基本上也采用了这一故事框架。不难看出，这个结构模式是以流浪者的流浪、回归、再度流浪这一纵向发展过程为线索并由此形成一个情节框架，它的大致结构为“离乡→回乡→再度离乡”。

      在三十年代农村题材作品中，涉及到离乡这一内容的作品并不少见。由于三十年代连续不断的水旱灾害、资本主义疯狂的经济掠夺以及连年的兵荒马乱，中国广大农村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的走向萧条与崩溃。在此之下，丧失了土地与家园的农民不得不告别祖祖辈辈为之流汗流血又流泪的故土，带着渺茫的希望和对城市的巨大恐惧，流浪到城市谋求新的生计。然而，城市非但不是想象中的天堂，简直就象一座地狱，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可以吞噬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对城市的隔膜与恐怖，对故乡刻骨的思念，都使他们饱尝背井离乡的酸辛。在文学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年代，作家们对此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杨七公公过年》（叶紫）、《栀子花》（吴组缃）、《李妈》（鲁彦）、《奔》（丁玲）、《山雨》（王统照）、《送报夫》（杨逵）、《一个劳动者的死》（杨华）等都涉及到此。杨七公公本是个随遇而安的老实农民，只要有个立锥之地和隔夜之食，他便安逸透了。然而，无论是在他的穷乡僻壤，还是在上海这一“黄金之地”，他都走投无路，难逃厄运。这里，农民与土地，农民与乡土的关系还基本上系于物质与功利性的需求之上，他们离乡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也基于巨大生存压力下的被迫与无奈，因之带给我们的是悲哀与愤激。毫无疑问，这与三十年代“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社会氛围是一致的，它足以引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警醒人们对现存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否定与反抗。

      同样是离乡，师陀笔下人物所表现出的动因与结局往往与此大相径庭。孟安卿、朱、大刘姐、马叔敖、杜振标等，之所以背井离乡，流浪异地，并不是或不主要是出于物质生存上的被逼无奈和逃避天灾人祸的不得已。恰恰相反，他们的出走，大都出于自愿，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于精神追求上的某种要求。他们各自怀着美好的梦想，而事实上，他们又大多梦想成真。孟安卿成了风景兼肖像画家，朱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金子，大刘姐衣锦还乡，连被开革回家的士兵杜振标也秘密做着“共产”的“春梦”。但是，精神上的荒芜和危机并不因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的升迁或个人目标的实现而有所改变。如同前述那些农民，无论在乡下或城里，都安顿不下他们的身体一样，孟安卿们四处流浪却始终找不到一块可以安顿他们灵魂的地方。不安于现状，不守本分，他们的身上，更多的是知识者的气质，他们的流浪，更具有文化层面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