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中国文坛，“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的百分九十八”，“最多的恋爱小说不是写婚姻不自由，便是写没有办法解决多角恋爱”。[1]然而，女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却突破了这种模式，用日记体的形式，真切细腻地反映了黑暗社会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追求真实爱情的心理历程，并通过“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2]及其最后失败来控诉军阀专制统治的罪恶。小说主人公莎菲的苦闷的绝叫，如同《玩偶之家》娜拉出走时的关门声响彻欧洲一样，在中国上空回荡，曾搒徨中路的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激起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对戕害莎菲的社会的憎恶。[3]这样一部震惊文坛的著作，当然引起评论家的浓厚兴趣，他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莎菲这一形象进行了或深或浅或褒或贬的分析和评价，但多数评论家只剖析了莎菲性格，只探讨了造成莎菲悲剧的社会原因，而未对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从心理学、性格学、人格学的角度对莎菲性格进行深入的阐述。本文试图以系统论和精神分析为工具，说明《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只塑造了莎菲这一典型，而且生动地表现了“五四”退潮后各类女性的特征，并试图分析形成莎菲性格的根本原因、内在原因。 1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和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传入中国，接触并了解这些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把评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特别是压迫人性的封建礼教，促进了人的解放和人的觉醒。这时的小说，充满狂飚突进的激情，人物形象也较单一。到2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反扑及封建军阀专制的血腥政策，“五四”运动退潮，个性解放转入低谷，知识分子阵营逐渐分化。他们有的继续追求个性解放，并深入到社会解放领域；有的为个性解放而献身；有的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不思进取；有的妥协退让，回到原来的封建家庭；也有的堕落沉沦，被黑暗社会吞噬。《莎菲女士的日记》比较全面地塑造了“五四”退潮后的各种女知识青年的形象，这些形象，形成一个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相互转化的性格系统。 莎菲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这个形象系统中最主要的元素。其他的女性形象都是以她为中心来塑造、为她服务的。莎菲是一个大胆追求真正爱情的知识青年。在她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了个性的觉醒，“后来又为了爱的胁迫，使我害怕得离开了我的学校”[4]。虽然，这一切“给了许多无事的人以诬蔑我、凌辱我的机会”，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听从蕴姊的教导，不断寻找知音，试图扩大个性解放的战果，把它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她认为，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她说：“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真正的爱情，也是灵与肉的统一，“为什么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她拒绝了卑琐的苇弟的爱情，也踢开了秀外絮中的凌吉士：“你以为我希望的是‘家庭’吗？我喜欢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可以说，这正是她追求真正爱情、把个人爱情与社会解放融合起来的宣言！由于社会环境和本身性格的局限，她接连碰壁，几乎绝望。关于莎菲性格，本文第四节将着重阐述。 “一篇小说，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抵因为它有特殊的人物的缘故”[5]。“这许多人物，如果都是大抵相似的思想和性格，便单调了；所以作者于创造人物时，又必须注意人物个性的相反，使在书中成为对照”[6]。丁玲注意到了这一点，围绕着莎菲，或详或略地设置了蕴姊、苇弟、凌吉士、云霖、毓芳、剑如、安徽人、同乡等等人物，其中，蕴姊、毓芳、剑如及同乡构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形象系统中的三个不同层次。 蕴姊这一形象是通过莎菲的回忆、插叙、转述间接刻划的。全文虽只有5处涉及到她，却仍然性格鲜明。她曾是莎菲最亲密的朋友。她千依百顺地疼爱莎菲。两人一起在草地上高唱《牡丹亭》[7]，义无反顾地反抗世俗和封建礼教对个性的压抑。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并和他结婚后，她“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已遮饰不住的虚情”，最终抑郁而死。她获得了个性的解放，却在胜利之后惨死。“当没有结婚的时候，便梦想着结婚后的圆满生活”[8]，可自由恋爱之后，只赢得满怀凄楚，壮志雄心都为此消磨殆尽[9]，“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10]。蕴姊的爱情悲剧，根源在于她的爱情至上主义，获得自由爱情后，没有开拓新的人生，没有给婚姻注入新活力。这个悲剧，使莎菲警醒，使她认识到，只有寻找知音，把真正的爱情、彻底的个性解放与破除旧道德及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才能使人人都拥有个性、享受个性。 毓芳是莎菲的又一朋友，也很爱惜、关心莎菲，但她们的恋爱观却截然不同，在人物系统中属不同层次。她从家庭中走出来后，找到了男友云霖，但不追求更广泛、更深入的个性解放。她的爱情观，也是保守平庸的爱情观。她怕生小孩，竟然不敢和云霖住一起，是实质上的“禁欲主义者”。她只求两人“商商量量平平和和过日子”。她没有激进的反叛礼教的行动，也没有绝然追求个性的强有力的话语。可以预测，这种狭隘的爱情主义、个人主义美梦，在当时社会中必然破灭。“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1]，否则，“就是饿死了”[12]。 最后一层是剑如及莎菲同乡。剑如“容貌举止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但性格却格格不入。剑如没有个性解放的决心和行动。同乡也“以惯做的笑靥”，虚伪庸俗地与人交往。她们都是“五四”退潮后，没有觉醒、没有理想的女青年，已经接近堕落的边缘。 2 上述四类女姓形象，并不是生硬地简单地凑合在作品中，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第一，这几类人物中，莎菲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其他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其他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会引起莎菲的反应。这些人物，都是由个性解放和莎菲这根线连在一起，作品就是在这相互作用和影响中，一层一层地展示各类人物的性格。例如，莎菲搬家了，毓芳、英、江、周都来参观这又小又湿的新居；莎菲病了，她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劝说又是照顾，特别是毓芳，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她。莎菲给剑如一口气写了几封信，剑如一封也没有回，使莎菲大失所望，不愿见她，而毓芳偏偏带她见莎菲，使莎菲“气得真想哭”，但纵声地笑了。由此可见莎菲和毓芳实际上是心不相通的，莎菲的乖怪性格，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