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源性问题始终为知青一代作家所关注，在史铁生那里，它是一个需要苦思冥想却永远无法猜透的谜，谜底被上帝牢牢隐藏起来。一代人既悲壮又焦虑地寻求着文化之根源、生存之依据，上穷碧落下黄泉，渴望着一种普遍化的、能说明万事万物的终极性价值。而相比之下史铁生的回答透着几分沮丧： 要想回答譬如说——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我只能是我。因为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1] 一句同义反复的话“我只能是我”，隔开了“我”与“我们”、与他人。史铁生说“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到”[2]这样，对于史铁生来说，回答世界何时开始非他所能，他只能回答“我”何时开始。史铁生出生于1951年1月4日，但他进一步说这个生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史铁生给予的一个确切回答是世界从他产生意识的时候开始。他非常清晰地写下了一个冬日的午睡之后，他才从虚无中醒来，与奶奶的一次对话。——但我们不要忘了，史铁生是在八十年代发表的题为《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的小说中，写下的这次对话，它听起来，也颇象是一个传说，充满了今天对过去的想象。史铁生自己也说过，“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3] 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史铁生是在八十年代发现了一个对于他非常重要的命题：“世界只能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在他出生、产生意识的时候，在他受着“大同”文化的教育直至成为知青的时候，他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命题。只有在他病残回京之后，在他无数次地经受病魔折磨之后，在他得知自己永远无法站立之后，在知青生涯成为永远的昨天之后，在他无数次地摇着轮椅走向地坛之后，在他提笔写作之后，他才可能发现，“我们”与这个大同世界中，分离出一个“我”。但是，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这样一个“我”并不令他欣喜若狂，并不令他产生自由和解放的感觉。 残疾命运的打击至关重要，它将“我”硬生生地从“我们”中分离出来。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无法预料，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一辆轮椅在静悄悄地等待着他。从此，世界完全不同，他被驱逐到一个没有太阳的角落。史铁生以残疾为主题的小说总是痛切地表达“我”与这个世界的分离感。他人的任何一种表情，无论轻蔑还是同情，总是提醒着残疾人，他与正常人不同，他是“废物、累赘、负担”，他像“处理的西瓜似的被人扒拉过来又扒拉过去”，他没有资格象正常人一样要求平等、要求爱情。他甚至无法产生孤独地与世间恶势力相抗争的悲壮感，因为理智提醒他，“那些人本来也都是好人”。相反，他更愿意把驱逐了他的人间作为一个乌托邦世界。《山顶上的传说》中说：“他从来没有觉到人间是这样美过、这样平和、温柔、安逸……但又是这样遥远，可望不可及。他像一个鬼魂窥视着人间……”一个残疾人的自我意识只能在命运无情的打击中，在被告知他与所有正常人不一样中产生，这种自我意识只能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压。《来到人间》讲述的是自我意识产生时的剧痛的心灵体验：在重复的反抗、否认之后，一个无辜的孩子不得不接受她与正常人不同的事实。所有与正常人不同的方面，才构成一个残疾人的“自我”，只有他意识到这一点，才意味着他“觉醒”，意味着他来到了人间。 无论怎样强调史铁生的残疾人自我意识，也不会过分。但这并不是“我”与“我们”分离的全部原因。史铁生目睹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知青运动的分崩离析，“大同”理想随之似大厦倾，似灯将尽。在很早的时候，他借一个女知青之口传达出他的心灵体验：“……又一批人走了，当兵去了，回城去了，进歌舞团去了，进报社去了……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试验田荒芜了、农科站倒闭了、人心散了、各谋归宿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4] 丧钟敲响的时候，史铁生没有用轻松或者轻薄的态度对待“大同”理想，他似乎更愿意记起那昔日美丽而没能实现的预言。他叙述过一个牧师如何非常虔诚地认同“大同”主义[5]，在九十年代所写的《钟声》中，又出现了一位牧师，更深情地更具体地赞美着“我们”的家园：“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乐园正在实现，一个没有人奴役人、没有人挨饿、没有人贫穷、没有战争、罪恶、暴行、甚至没有仇恨和自私的乐园就要实现了。”“他把这样的乐园最先赐予我们，上帝把全世界梦寐以求的、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这位牧师同样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信仰，因为发现没有上帝的垂怜和恩赐，一个由人建造的实实在在的乐园就要落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所有的人都将丰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史铁生的写作重现了牧师的激情，那也是几代人的激情。这当然不是意味着史铁生无视历史事实，《钟声》触目惊地的写着紧随着大同理想而来的是一场灾难，人们毫无防备，更显惊心动魄。 当代“大同”文化与知青一代作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课题。这一代作家往往凭着心灵直觉与情感本能，将记忆中的“大同”理想因素转化为他们写作中的梦魂牵绕的插队的地方，史铁生也以一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一曲田园牧歌，以“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的声声呼唤，深情地描绘了他的心灵栖居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正是“大同”文化中至今魅力不减的诗句。贯串史铁生的清平湾之梦的，是与“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相一致的情感。 通常地说，史铁生早期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对插队生活的回忆，一条取材于残疾人生活。后者表达了“我”与“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则似乎沉浸于“我们”的回忆中，这一条更容易为世人接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因此而得到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只有在他由回忆分崩离析前的知青生活转向面对更为重要的“大同”世界的倾覆时，他的“自我意识”才会有更广泛的意义。不管多么令人留恋和感叹，圣殿倾覆了，真正意义上的白茫茫大地才显露出来。“我们”世界永远成为过去，个体不再被归化在一个没有差异不分男女尊卑高下的群体上，史铁生才真正“从虚无中醒来”，史铁生因此开始真正思考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的个体的命运，思考那些从乐园倾覆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个体。他笔下的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人、那些耳失聪目失明的人、那些永远瘫痪的人、那些无法长高的人、意指的不再仅仅是残疾人、而是白茫茫大地上游走的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