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87年—1990年叶兆言所创作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可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却又较难用一二句话概括出他这些小说的主体创作倾向。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叶兆言似乎不愿意让自己的小说最终归向价值判断,也决不愿意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被迫站在道德批判的法庭上接受读者的臧否。”由于创作主体在文本中的“苛意节制”,使得他所描绘的“生活景观”,变得“模糊而多义”[1]。但是,作家毕竟无法超然,虽然,叶兆言在创作中确实表现出极强的现代精神,可是,细心琢磨小说文本,还是可以触摸到他那颇为传统的民族的主体思维倾向。恰如苏童在读了这些小说后所说,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因此,如果从文化这一个特定的审美视角去读解他的这个系列小说,或许更易品味出他创作的一些初衷。 一 叶兆言在1991年为成书出版《夜泊秦淮》(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撰写的《自序》之中介绍:这个“秦淮”系列,计划中共有五篇,本欲从每篇的末一字中凑成一个“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吉数,后缺一篇《桃叶渡》未写成,遂不硬凑。而成书的四篇,也是“断断续续苦了四年,魂牵梦绕”。可见作者在创作这一系列时的用心和苦心。事实上,当我们在阅读之时,较之他的其他小说,确乎更能读出其中精致、淳厚的文化品味来,读出作者对“秦淮”文化一份深沉的情思来。 叶兆言说,“秦淮”系列所写“都是老掉牙的故事”。的确,在成书的四篇小说中,取材都是“历史”的,是民国间的人事。《状元境》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十字铺》是北伐战争时期之事,《追月楼》叙述了抗战中的人事,《半边营》也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前后。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作者虽然娓娓地叙写着有关秦淮之域的“历史”人事,可是他又似乎并不去关注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对于历史,在此只不过是一种模拟,他着意要描绘的,只是在历史视向之中的一些庸常人生而已。不仅不关注史实,对于人们长期固定下来的历史价值也不抱兴趣,而且叙述中总是采用消解的办法。由此可见,叶兆言在此选择了“历史”的视角确是别有所图。他实际上是借助于“历史”而去展示一种传统文化存在,从而进一步传达出他对于传统文化存在状态的一份深沉的情思。 《状元境》一开头,叶兆言就让一个反清的“英雄”出场。然而,正如有人早已看出:“英雄”并无名姓,“他的身份来历以及神情令人疑惑,他一出场就暗示了叙事变异的可能性。”[2]叶兆言让“英雄”在小说一开头就出场,只不过是叙述故事的一种策略,他的故事不会让“英雄”去主宰,也不会沿着“英雄的故事”模式去延续。事实也证明了他只是借助于“英雄”来创造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从而把真正要精描细画的主人公——两个庸常的人物三姐和张二胡置于特定时空的独特依存形式之中。同样,《追月楼》通篇都关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可作者也没有从社会、政治、道德意义上去评价“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臧否,并没有把丁老先生处理成为一个气节凛然、壮志凌云的民族英雄,而只是借此历史氛围去展现丁老先生那种迂阔、执拗,带有点酸腐气的独特的文化生存状态。显然,他是要把故事的发展变成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示。在另外两篇中,叶兆言对于“历史”的叙述态度还是一样的。《十字铺》写到北伐战争时期人事风云的变幻莫测,其实还是为了展露南方人通达随变的文化生态。而《半边营》描述了两代人在淞沪抗战时期的情感纠葛,其实也是在传达作者对地域文化生态的深沉思考。 叶兆言在此的“别有所图”是明显的,那末,为何他一定要借助于“历史”的叙述视角呢?首先,众所周知,随着社会和现代都市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多方交流和相互碰撞,从而使长期以来由传统文化的积淀而相对凝固起来的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因受到冲击碰撞而不断削弱淡化,进而变得混杂难辨。这种发展变化虽然一方面带来了本土文化的更新、变异和发展,可同时也必然会给作家从地域的传统文化角度去思索和表现人生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在“历史”景观之中则不然,不仅风俗、习尚可以是原汁原味的,更主要的是人情世态、人格精神等均可还原成具有淳厚地域意味的原生状态。因此,在“秦淮”系列的创作中,对于“历史文化”视角的确定,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叶兆言借此描摹、思索文化变异的一种必要手段,是他从中寄托文化情思的一种经意的选择。 不仅如此,在这里把“秦淮”的历史作为一个特定的观照对象,其实也曲折地反映出了作家的一种情绪、一份隐情。 在小说中不难看出,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叶兆言,从理性上对于传统文化中那种酸腐、悖时、尴尬、错位的文化生存状态是有着颇为清醒的批判意识的。他清醒地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异,这种令人尴尬的文化生态、心态,已一步步地趋于终结,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之子,又是从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中“过渡”过来的“文明人”,在他的血液之中也是浸润着不少本土传统文化因子的,因此,面对传统文化的趋于终结,作为温文尔雅、颇有儒家风度的叶兆言就难免不流露出某种留恋、缅怀,甚至欣赏的情绪。这种难以言说得清楚的深沉的依怀之情,只要看一看小说中对于秦淮历史风情细腻、准确而又有滋有味的描绘的章节段落,就不难可以体会得出来。同时,也正是有了一番番绘声绘色的描摹,当年令人沉醉的秦淮历史风情,才显得可视可触,更为亲近动人。但由此却也表露出了叶兆言在此所面临的理性与感性、情感和观念之间的两难尴尬处境。所以,“夜泊秦淮”系列,成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完成作家在文化审美上处于两难尴尬之境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展示。在这种展示中,看似矛盾,实质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而其之所以能够统一的关键,就在于作这种文化展示的作者,一方面是一个从血液中就浸透了吴越文化因子的吴越之子,而同时他又是在接受着外来文化、时代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养的清醒的理性“文明人”,因此,他虽然在情感上对于本土传统文化不无留恋和欣赏,但却并没有妨碍他以清醒的现代理性目光去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之中的负面表现。在审美的两难选择之中而去描摹展示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使这一系列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独特色彩。而“历史”的视角是统一这种审美尴尬状况的最佳契融点。因此,历史文化视角的选择,无疑是叶兆言创作“秦淮”系列中的颇为聪明的一着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