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战爆发，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文化战线最刻不容缓的“应当是如何发动民众抗战”[1]？文艺如何发挥它的特殊功能，把全国人民鼓动起来，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茅盾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方向。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本身要求作家扎根生活、熟悉生活、观察生活，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反映生活，有预防作家“贫血症”的长处，而且现实主义在写人叙事方面，有较多为中国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优点，尤其在国家民族最危急的关头，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只要他看准了时代的客观需要，人民的需要，他就必然要选择现实主义这一方向。 茅盾的这种导向，并非任意构想。抗战初期，“文协”曾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作家、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农村，描写抗战现实，鼓励激发人民群众抗战的有力口号。可是国民党却认为这是共产党在鼓吹无产阶级文学，故意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何况早在“9·18”事变后，国民党就开始了消极抗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问题处置办法”，并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一时“报刊检查之严密，禁忌之多，使得作家们的写作自由完全被剥夺。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官方文艺政策”[2]，“逼得作家们走两条路：不做哑巴，便做骗子。”[3]“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也始终是个口号而已。抗战初期出现过的蓬勃势态，随即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们缺乏战地生活、农村生活，而以生活实感视为第一义的现实主义作家们，想要为抗战服务时，又怎能不“提笔踌躇”呢？又怎能写得出“与抗战的现实血脉相通，然后能有真正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4]呢？那期待“伟大作品”出现，无疑是要失望的。茅盾针对当时国民党“战时文艺政策”的压制所造成的恶果，指出文艺要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抗战服务，认为“我们目前的文艺大路，就是现实主义！除此而外，无所谓政策”[5]。这种针对性，正击中了国民党高压政策的要害，为作家们争取创作自由，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为抗战服务，指出了明确方向。事实正说明这点。虽然当时也创作了不少各种体裁的作品，但人们还是“不能满足”，甚至是“绝少令人满意”[6]。其症结，就在于作家还未能深入生活，现实主义的时代需要及它为抗战服务的紧密关系，是很明显地摆着的，而茅盾这时针对性地提出现实主义，正揭露了国民党“战时文艺政策”破坏抗战的阴谋。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看，茅盾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是现实主义”[7]。而抗战文艺，之所以要运用现实主义，是有其继承的传统性的。这是因为“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立场，都从一定的政治思想出发，去观察认识社会人生，而现实主义创作中所含有的理想，其真精神“就是民族的自由解放和民众的自由解放”[8]。这一政治思想并不因客观的社会政治形势变动而异化，而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们，在“五四”、“五卅”以至在“七·七”抗战中，都无不受这种精神所激励、鼓舞，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民族民主革命精神贯串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当中，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时代的客观需要。 茅盾在总结从“五四”到抗战初期的20年来中国文学所走的道路时指出，虽然文坛上出现过浪漫主义和未来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而“现实主义屹然始终为主潮”[9]。这是相比较而言。事实上，谁也不可否定，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是最有成就的。就以小说而论，“五四”时期首先出现的反映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继而兴起的乡土小说，展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宗法形态的真实画卷，提供了众多的富有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的风俗画。到30年代，社会剖析派小说崛起，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认识分析社会现实，展示了一幅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阶级压迫下，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中国农村面临破产的全景性画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富有认识意义、令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展现出革命斗争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的创作的成功，有力地纠正了“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庸俗化错误，为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在30年代出现的京派小说对纯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赞颂和对人性异化现象的种种丑行的揭露、鞭鞑，及在抗战中形成以小说和诗歌为主体的七月派，在探索人民群众走向光明、解放过程中与自身各种弱点和精神奴役创伤进行的艰难斗争，及其丰富的审美理想等方面，都是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其主心骨的，作家们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都各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与现实主义相比较，浪漫主义虽然由于创造社极力提倡，创作实践也兴盛一时，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似有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之势，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浪漫主义，毕竟没有经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主义牢笼，实现个性解放，突破宫廷文艺，横扫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浪漫主义运动。所以，除诗歌稍好外，他们的浪漫主义小说创作，还远没有那种英雄气概，何况在忧郁压抑的感情中蒙上了一层感伤颓废的色彩，也仅表现一些有爱国主义思想、受着异族和社会压迫，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弱者的反抗。尤其左倾文艺思潮传入后，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就连倡导者自己也说“我们对于浪漫主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10]。尽管如此，人们对未来总还是在畅想，所以现代中国浪漫主义的这种积极、消极的面影，在后来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品中仍时有所见。 与现实主义相比较，出现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新感觉派，存在的时间短暂，影响也不大，但对它们的介绍是与《新青年》最早介绍倡导现实主义是同时的，所以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派、未来派、神秘派、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新感觉主义等思潮和作品，知识界人们对它们并不陌生。当时虽有作家尝试现代派表现手法，但终因一时在中国难于生根，直至20年代末才出现了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形成的新感觉主义流派。他们小说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应该肯定，在表现都市生活和刻划人物心理等方面的现代派手法运用，还是颇有影响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所感染的世纪末情绪，在作品中却留下了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