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以小说形式重新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小说“时间面”——自民国初年到1949——的开端并不是这个历史的源头。辛亥“反正”消息传到原上时，白嘉轩正在为女儿灵灵举办相当隆重的“满月”。她是他三个儿子后面的第四个孩子，仙草坐的第八次月子。而仙草又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白嘉轩用做“教材”的白家“故经”又将白家的历史上推了六代。鹿子霖所遵从的专意供子女读书的家训将鹿家的历史也上推了四代。白鹿两姓合祭的祠堂把白鹿村的历史上溯到侯家（或胡家）村，而白鹿神话又将白鹿原的历史上溯到“很古很古的时候”。 这是一幅“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图画。 它以家族为本位。 小说着意描写的两个家族并非固定不变地属于某一阶级。 白嘉轩上推大约六代的祖宗里，继任的家主在三年孝期变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败家子，把土地牲畜房屋踢荡净尽，沦为乞丐。而经历这个拔锅倒灶痛苦过程的老二，半是打短工、半是乞讨地度过童年，长大后靠打土坯维生。他每天把打土坯挣下的铜子麻钱塞到有进口没出口的木匣里，三年后用所积铜元麻钱买回一亩一分二厘水地。到他死时，家产发展到哥哥败家前的景况。鹿子霖的老太爷过烂了光景讨吃要喝流逛到西安，在一家饭铺先是挑水拉风箱，后来竟学成了一手烹饪绝技，被誉为“天下第一勺”，发了财，买下土地。 白家的长工鹿三家也有二亩旱地。 这是一个阶级界限极不分明的社会。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为梁漱溟理论上的中国历史社会结构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画卷。梁漱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状况是“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1]“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2]由此，梁漱溟论述道：“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3]因而“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4]梁漱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5] 《白鹿原》同时也在解构。它描绘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图景时，不做阶级分析，政治思维荡然无存。这里有的只是“家道殷富”，“首富”，“财东人”，“大财东”，“乡性恶劣的财东绅士”，“仁义的主人”，“正经庄稼人”……它不以阶级地位而依道德的高下来写人。因此富人和穷人中都有仁义与劣顽。白嘉轩甚而相信“各家坟里家里也就是那几个蔫鬼鬼子上来下去轮回转着哩。”[6] 小说还写到白嘉轩六代先祖的老二打坯挣钱攒钱时，遇上雨天在仅可容身的灶房里读书，鹿子霖的“勺勺客”老太爷谢世时竟然留下鼓励后人读书及第的遗嘱。白嘉轩读过5年书后，回家亲躬农业劳动。他恪守“耕读传家”治家传统，兴办学堂，及时送子女上学，接受儒学教育，并且严格规定子女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之后辍学务农。他资助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相信“穷汉生状元，富家多纨袴”。小说描写普遍存在的“耕读传家”、“半耕半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7]加上科举考试等选官制度，能够从民间吸收人才参与政治，“统治被统治之间得以流通”，[8]因此，“阶级问题乃亦比较轻松，而竟自趋于融解。由此而风度泱泱数千年一直是阶级意识不强”。[9] 《白鹿原》中的“农耕文明”是儒学治下的文明。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文化是儒学的原始起点。这得到儒家经典的有力证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以“孝悌”为修身、齐家之本；作为一族之长，遵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规范。 白鹿传说作为家族神话，“人们一代一代津津有味地重复咀嚼”，“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它强化家族成员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增强家族的凝聚力，成为家族的精神支柱。而小说所描写的一个接一个的礼俗，诸如耕织、家政、祭祖、婚礼、拜祖宗、拜亲人、满月、认干亲、伐神取水、治丧、迁坟等等，则是外化了的家族神圣传统与秩序。罗素认为，“任何地方的原始宗教都是部族的，而非个人的。……祭礼往往能鼓动伟大的集体的热情，个人在其中消失了自己的孤立感而觉得自己与全部族合为一体。”[11] 梁漱溟认为：“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2]“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它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之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之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之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13]他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14]白家与长工鹿三家三辈人交好，亲如一家，是“东伙关系”的典范，“伦理本位社会”的美好图画，而白嘉轩在朱先生的支持下，倡导、建立乡约村规，镌刻在白鹿村祠堂大墙上，则是以伦理组织社会的写照。“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这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15]的旧日中国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