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世纪文学麦加的最后一批朝圣者 叶文玲不仅仅是一个著有小说、散文诸多精品的作家，而是一代中国作家以至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我看来，叶文玲代表的这一代作家包括王蒙、宗璞、张贤亮、茹志鹃等等，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走上文坛、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消声匿迹，新时期文坛重新复出并一度成为创作主力的这一代作家。从我国白话文学史的历时发展来考察，他们的“辈份”介于解放前叱咤文坛的文学元老如冰心、巴金、钱钟书、丁玲和80年代中期以后步入文坛的第三支创作力量如贾平凹、莫言、方方、余华之间。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幸在世界观形成的最初时刻接受了最正统最强有力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的灌输，以至于在他们此后的一生中都自觉地不可更改地以此为信仰以此为自豪。与此相应的，便是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接受和一以贯之的执行，甚至无论在他们复出文坛时披上了多么“现代派”的外衣，骨子里的“现实主义”依然清晰可辨……他们以他们的真诚和执着捍卫着文学的圣洁和尊严，而在文学一天天商品化的今天的中国文坛，他们很可能成为本世纪文学麦加的最后一批朝圣者。 叶文玲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位代表，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创作就如涓涓细流，虽无大波大澜惊世骇俗，却也静静流淌奔腾不息。她勤恳而执着，丰产而不滥产，并且因为从骨子里、从根本上依然坚定不移地捍卫着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捍卫着人类社会的真善美，捍卫着几千年流传至今的神圣的文学信念，以至于在文坛风云际会、新潮叠起的今天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喝彩。在“今天”面前，叶文玲显然代表了“昨天”，代表了似乎应该被翻过去的一页。而至今已有24部（集）小说散文作品出版的叶文玲作为“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自然恐怕也将是最后的一位——最后一批文学朝圣者中最后的一位。 但愿这不是“叶文玲现象”展示给我们的最终画面。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唤起许多人心中业已有些淡漠的文学的神圣感、庄严感…… 二、“故国三十年风云八千里”的人生活历 叶文玲是那一代人中的小字辈。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不满7岁，“正是戴红领巾的年岁”，而“刚刚摘下红领巾的时候”便开始发表小说，勤奋和天资使她挤身于这一代作家的行列。并且巧合的是，虽然不象王蒙、张贤亮那样因被打成右派发配边陲、禁止写作，却也由于种种个人原因而奔波于长江南北，在文坛沉默良久，经历了类似于王蒙“故国三十年风云八千里”的人生道路。这段经历当然后来成为作家的“一笔财富”被叶文玲写进许多作品中，包括长篇《无梦谷》。但作为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我们不能不说它太长了，太沉重了，代价也太昂贵了。因为它剥夺了这一代作家十几甚至几十年黄金般的创作时间。 在中国，50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然而文学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弃旧换新却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行不悖的现实主义一体化原则成了至高无上的文学“宪法”。如果说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容纳了多种创作信仰的实践可能和创造可能，而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文坛又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文学创作的探索性、独立性，也即多种声音的存在可能，那么其间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除却现实主义外一无所有的文学真空。面对未知的世界，7岁的叶文玲心中自然只有慑服与敬畏，只有服从与接受。“正统的观念是根基，再施以时代政治所酿造的‘肥水’，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就成了我们唯一所背倚的枝繁叶茂的大树”。叶文玲在1995年《无梦谷》研讨会后为《文学评论》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出这样一段话，虽然不无揶揄与被禁锢的痛楚，但在其时却是一种真实。现实主义成了这一代作家接受的唯一一种文学教养，并且这种养分很快作用到他们的骨髓当中，血液当中，成为他们身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至生命的终极。 叶文玲在这样正统和圣洁的文学环境中开始了文学创作，“歌时代的好，颂人民的美”，并且这种歌颂既发自肺腑，也源自生活，虽然有些“稚嫩”，“虽然唱得一点都不高雅”，但对生活的热枕和对文学的挚爱，“却是丹诚不泯的”。这样的信仰和信念，使她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首旧作时依然无愧无悔，心境坦然：因为那是真实，那是诚恳，而对于文学，这就足够了。 此后将近20年，叶文玲因家庭的牵连和政治风云而沉寂文坛，像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们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她把自己关进家庭而不是“干校”“牛棚”。对于这一段恶梦般的日子，丁玲有《“牛棚”小品》，杨绛有《干校六记》，他们都以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的资态和耐力，平静地咀嚼它们，冷静地诉说它们，就象那是必须经历的一段自然人生。这固然需要直面人生的勇气，恐怕也与人的年龄阅历成正比。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这些前辈们，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苦难对于混乱的耐受力和抵抗力已非叶文玲们所能比肩。于是王蒙沉默了，张贤亮、刘心武、徐迟、宗璞、茹志鹃这些5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学新星们相继黯淡于天幕，因为以他们的心智和阅历实在无法应对周遭的一切。直至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春回大地，这一代尚还年轻气盛、却被憋闷了太久的作家们才得以朝日般喷薄而出。 在“家”中呆了20年的叶文玲与她同时代的这些作家们一样，在纷繁和错位的历史面前不无迷茫和无以言对，但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庸碌的家庭妇女”。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那些年，我像一个孤独的人一样，背着生活的沉重行囊，徘徊于时代轨道的边缘”，虽然被剥夺了自由撰稿、尽情书写的机会和可能，但“对未来依然信心不灭”。对文学的痴迷和眷恋，对这块神圣之地的一往情深，使她虽身居斗室而心游万纫。在有了这样的精神寄托以后，磨难和不幸非但不能压倒她、毁灭她，而且还能够滋养她、成就她。因为那“恰恰是一笔非人人都有福气获得的精神财富”。的确，作者新近呕心沥血8年乃成的力作《无梦谷》其实就是对这一段人生经历，这一段人生苦难和不幸的反刍。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王蒙、张贤亮、茹志鹃们笔下的反思主题的一种延伸，并且随着这一代人在文学洪流前的相继退隐，叶文玲的这部巨作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反思文学的一个句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