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的发表，似乎就已经在预示着邓一光在当代文坛的崛起，那是1995年春天，一个生机勃发的季节。在此之前，邓一光还有一部中篇《掌声继续》被《小说月报》所转载，但现在看来，若没有后来的《战将》、《父亲是个兵》这样的力作推波助澜，《掌》这朵小浪花也许会很快地消失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之河中，《掌》可算是个引子，而《战将》尤其是紧随其后发表的《父亲是个兵》则形成一种合力，掀起一股有力的潮汐，带动起邓一光在十余年的创作探索中所积聚起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激情，一切都顺势而出，畅快奔泄，于是便有了长篇《家在三峡》、《我是太阳》、《走出西草地》、《红雾》；于是便有了中篇《我是一个兵》、《体验死亡》、《下一个节目》、《独自上路》、《遍地菽麦》、《许继慎之死》、《大妈》等；于是还有了短篇《梦见森林》、《向往陆地》等等。这如山般堆积的文字咄咄向我们逼来，显示着在两年多时间里邓一光所营造出的创作辉煌，这像是一个奇迹，足令人感叹，但这肯定还不是最灿烂的辉煌，而只是由一部部作品勾连起的正在向波峰耸起并延伸着的弧线。这些作品使邓一光在小说创作上脱颖而出，也正是这些作品，使我们能如此近地审视他，走进他自在自为的创作状态，追寻他的创作灵魂，还有那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色彩和声音。 一、生命的激情和力度 在邓一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一种无以言说的情绪，一种触动心灵的念头。他不可能做到不动声色地冷静叙述，或是掩藏起主观情感去臧否人物，这注定了邓一光不会是一个写实型的作家。倘若真能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划分作家的话，那么邓一光从骨子里更偏向后者。尽管他的作品里有战争、有鲜血、有生命的惨痛和悲哀，但在人物塑造上却是绝对理想化和艺术化的，不论是对人的生命素质、人格精神以及人性人情，他都追求着完美。男人们多是魁梧高大英气勃勃，或个头不高却孔武有力，劲大如牛，个个勇敢自信，显示着人格的魅力。女人们则漂亮多情，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对于他所喜欢的人物，他会全身心地倾注热情和渴望，力求体现出生命的激情和力度。作为一个主观情绪极为强烈的作家，情感不仅成为故事情节的凝聚力和推动力，而且也成为生发人物的酵素，主体情感的深度和强度，往往会直接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厚重感上。邓一光的许多人物都可以贯穿在这样一条链上：男人——硬汉——军人——英雄。在邓一光的审美意识中，真正的男人首先是条硬汉，英雄又是男性人群中最具优秀素质和品格的一类人，而军人则是素质最好的人类群体之一。他要求自己笔下的男人们都必须扮演强者的角色，生命力充沛，坚忍刚毅，铁骨铮铮，膂力过人，他们坚守理想信念，绝不放弃责任和目标，他们足智多谋，勇敢而沉着，冷静而有主见，活要活成个顶天立地的硬汉，要有铁血之性，阳刚之气，死也要死成个壮烈凛然的英雄，这就是邓一光塑造男性形象的基本思路。邓一光写了许多硬汉式的军人和英雄，《战将》中的赵得夫，《走出西草地》中的桂全夫、朱成元、柳槺、方红娃，《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我是一个兵》中的“我”，《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和他的儿子关京阳、关陆阳等，《大妈》中的大伯简定豪和二伯、三伯，《遍地菽麦》中的启子，《许继慎之死》中的许继慎，甚至也包括《红孩子》中的两个少年“汉子”，这许多的人物之所以显得不同寻常，是因为他们能够在一切恶劣的环境中，对自身的生命素质和人格精神做出最为出色的证明。雪山草地、战火硝烟，囹圄逆境、绝路恶仗，屈辱失败、饥饿寒冷，这一切成为邓一光对他的硬汉和英雄进行考验和锻打的铁砧，在艰苦的锤炼中体现出生命的质感和意志力的壮美，体现出人的价值和智慧的火花。《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是邓一光饱蘸感情写得最为酣畅淋漓的形象。“父亲”作为男人，他是个血性汉子，人格的屈辱使他参加了红军，而为了人格的尊严，他举枪向连长复仇。成为军人，他是战场上的英雄，有着以生命相搏的荣誉感和大智大勇。东北剿匪，将数千匪徒炸得尸骨横飞，山海关保卫战，以八千将士抵抗三万敌众。父亲和《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一样，都是战争中人，命中注定他们只能在战争的宏阔背景中潇洒纵横，自由穿越，而一旦结束了战场之旅，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一章也就结束了，这几乎是军人共同的悲剧命运，就像是四星的巴顿。父亲只能独品孤独，在种菜中排解生命的无奈，而英雄气魄只能在砍杀鸭头和指挥抢化肥中得以重现。父亲这一形象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他身上闪耀着夺目的个性光彩，他不屈从不依附，坚持自己的主见，可以为老王之死放弃统帅接见，揪掉胸前的红花骂娘，也有胆量带领乡亲抢回应得的化肥。他还有些行为无从判断对错，却可以从他对自我个性的固执坚守中找到注脚，诸如几十年不图回报不问结果地往家乡寄钱，将花园改为菜地，近乎义务地种菜，在子女的前途上独断专行等等，但正因这些，才使得父亲这一形象有血有肉，很生活化，给人以伸手可以触摸的质感。尽管在艺术塑造上，父亲要逊于《战将》中的赵得夫，但在读者的阅读接受中，父亲却更令人难忘，并且使这篇在整体叙述上还较为粗糙的作品成为邓一光的代表作，其主要原因在于父亲更多地体现出非艺术化的真实，其次也在于邓一光对这一人物的情感深度在读者那里得到了感应。《战将》中的红军师长赵得夫是艺术化最成功的一个典型人物。邓一光有意将他与毕业于世界著名军校的参谋左军对衬着来写，更显得他异彩独放。赵得夫的战略战术和左军正规的军事教程格格不入，却是在实战中自创的，大闹枣林攻打倪家围子等战绩不凡。在这个农民武夫身上杂糅着各种成份，既有着农民式的心机和狡猾，武夫的豪气和粗鄙，又有着红军战将的胆略和气度。他体恤士兵关心下属，释放逃兵又自做主张地包办婚姻。虽一介武夫，却懂得战前宣传鼓动的重要，对人才爱护备至。而对敌人他心狠手辣，千刀万剐，以血还血。尤其是四面重兵身陷绝境时，他更是显出了大将的气魄和谋略，决策超乎常人之思，敢用常人不敢用之兵，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冲出了死域。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及难以用是与非确定的行为举动，使人物内涵意蕴丰富，回味绵长，这将是军人艺术形象中最具特色的，也最能显示生命力度的典型。 《走出西草地》以特殊的视角写了桂全夫、朱成元、柳槺、方红娃这样一些身陷囹圄逆境的好汉。桂全夫、柳槺等都在《挑夫》中出现过，重写使这些人物得到了更充分更完美的展现。这些资历颇深的军长、师长、团长，政治部主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身经百战流过血，立过累累战功，却一下子成了红军中的异类，进了改正队做挑夫，这等冤屈耻辱他们竟忍受了，并且信念坚定，不后悔不放弃，生是革命人，死做革命鬼，并且承受着肩上超负荷的重担，还有常人不堪忍受的精神压力。桂全夫为拯救他人性命而掉进了沼泽，柳槺在生死关头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朱成元在刑场上要求用刀砍，好省下一颗子弹去打白匪，他们的生命素质和人格精神在不给人希望的草地上放射着灼人的光亮，也照亮了他人的灵魂。在桂全夫身上，邓一光集聚了全部的激情，他在各种艰难困苦考验中让人物充分证实自己，把理想化的悲壮人生渲染到了极致，几乎是写神了这一人物，让人产生一种无以诉说的大感动。这类硬汉还有《遍地菽麦》中的启子和《大妈》中的几位男性。启子一身武艺出神入化，他对父母讲孝道，也重兄弟间亲情，但绝不放弃革命原则，大义凛然地亲手处决了手上沾了同志鲜血的亲哥，这是条真正的汉子。《大妈》中的简定豪，虽然笔墨不多，却血气喷涌，豪气十足，杀敌势不可挡，死得壮烈无比，一个铁血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是一个兵》中的“我”和《我是太阳》中的关京阳都是当代军人，在没有战争的时代表现军人，常常受到许多限制，最能体现军人优秀素质的所在，诸如英雄主义、勇敢刚毅等等都无法显示。作为军人，关京阳还有幸赶上了最后一场战争，先不论将来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但对当代军人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尤其对关京阳，意义更不一般它给了关京阳一次证实自己的契机。一场没有结局甚至连开头也没有的爱情断送了两个纯洁如雪的青年人的前途，关京阳令人泪洒衣襟的英雄壮举，并不似简定豪兄弟有着为阶级的理想而冲上去的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这个外表清秀而内心极端脆弱的大男孩只是想借此洗清自己的耻辱，以生命的代价换回自己的荣誉。因此他的生命力在地雷的数次爆炸中，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中几乎超越了极限，达到了最彻底的辉煌。《我是一个兵》中的“我”则没碰到一个体现英雄主义的时机，在对英雄父辈的仰视中，他愈加失望并深隐于对自我的不满足感中，但他在超越了一般生命耐力的痛苦磨炼中重塑了对自我素质和力量的信心，让生命在重锤击打中迸发出力量。 邓一光手下女性形象不多，有《大妈》中的大妈范桑儿，《我是太阳》中的余兴无，《家在三峡》中的应丘梅、水妹子，《孽犬阿格龙》中的关鸿，《鸟儿有巢》中的陈洁眉等，大都是配角，只有大妈是主要叙述对象。邓一光极看重这个人物，在她身上满溢着自然的人性，以及由善良和美丽所构成的丰满的女性内涵。三天的夫妻生活，大妈却以一生做了交换，她失去了丈夫、孩子，又将自己做了换取红属们安宁的筹码，但她仍久久地守望着，眼瞎身残，死也要死在简家老宅的废墟上，她以女性柔弱的双肩承受着历史留给她的如山般的沉重，她竭尽了全力，带着身心的伤痛完成了女人的宿命。在人性和女性之美上，这一形象都达到了至善至美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