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考察 报告文学创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在近几年中，除有关报刊组织作家评论家对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进行研讨外，还有不少文章围绕其创作现状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较多的意见认为，在近年的报告文学创造中，虽然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一定追求的作品也时有出现，但总体说来，报告文学在社会中的名声和影响力已不如从前。作家肖复兴则干脆认为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发展高度到1989年之后结束了：“这几年，虽然有不错的报告文学，但被大量的伪报告文学所吞噬。这些伪报告文学或是明星逸事或是宫廷秘闻，或是广告文学，……一堆钞票加吹棒，无论是采访者或被采访者，都没有了真实、正义和激情可信，失去了以前报告文学的风格和品格”。[1]张春宁在自己的文章中概括进入九十年代后的报告文学，归纳为“三多”和“一少”：明星文学多，案例文学多，广告文学多；有份量的优秀作品少。在创造上则存在着轻化、浅化和商业化的现象；题材上避重就轻，不少作品徜徉于明星、大腕之间，搜寻奇闻轶事敷衍成篇，而对一些人们普遍关心有大事要事的反映，却不见与此相称之作；在思想内容的表现方面，突出地存在批判精神的萎缩和批判功能的削弱现象；即使是取自现实生活、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多是停留于就事写事，满足于新闻式介绍和传播的层次，很少有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受金钱支配而写的作品。特别是粗制滥造、有损报告文学声誉的“广告文学”，严重地影响着文坛的创作秩序。[2]这种现象在近年的报告文学中仍然存在。李炳银谈到1995年的创作态势时指出：不少远离文学、远离历史的所谓报告文学，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你来揭秘，他来曝光，把一些并非有价值的内容炒来炒去，表现着十分明显的趋利倾向。[3]谈到近年的创作，他认为很少有着眼全局、俯瞰生活的作品。更多的是那些各自在自己所选的题材内不断活动的作品。因为这种人自为战、互不策应的现象长久延续，致使报告文学创作缺少热点，没有重心，形不成阵脚，自然也就没有了阵势。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恪守具体的题材，满足于对某个具体题材进行机械直观的报告，所以，报告文学的拘泥、轻飘、琐碎现象日见增多，创作缺乏理性的提炼升华，往往被复杂纷纭的现象所淹没，愈来愈多的作品陷入具象、汇入流俗。曾经有过的那种凌厉诫世之风，那种对生活作能动描述的风格，已渐渐失去了。[4] 为这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的文章是从另一种角度分析的。章罗生在谈到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走向时指出，八十年代中后期，当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后，以问题报告文学为主体的报告文学取而代之，不惜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以更激进的态度和更沉重的忧患意识干预政治，针砭生活，而当文学的这种选择与时代政治相冲突，从而出现困惑、迷惘时，它就不得不反躬自省、调整步伐，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因而与八十年代相比较，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央关于“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方针指导下，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暴露、“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在继承和发展其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态度的客观、冷精与从容不迫，在继承和发展其宏观综合式的同时注意了向“文学是人学”主体回归；在继承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广度与深度进军[5]。当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翻腾激荡，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无所不在、人们的观念形态和生活方式都迥异于往昔时，文学便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而一向与政治关系密切并长于为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自然会面临着新的考验。特别当社会政治氛围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变化不定时，报告文学作家往往就会受“趋利避害”的规律的影响，连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的作家，在社会的大转型之中，也一时难以把握是非利害，采取客观报告、回避政治评判的方式绕道而行，这是在所难免的。[6]王晖在谈及近年报告文学的商品化趋向时也认为，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报告文学过去那种对于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感触及，必然也会被日益凸现的商品化趋向所渗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报告文学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它的商品化趋向。文章从报告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广泛传播的历史以及新时期的创作、传播过程与现代化商品生产的关系着手，论述了报告文学作品的产生与传播，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来行事的。而且从作家创作的内在动力看，报告文学作家也不象纯文学作家那样受个人内心的驱动力推动为艺术而创作，而是以市场需求为写作动力，以能否畅销、取得较大的社会反响为目的进行写作的。它首先看重的是外在消费因素及传播媒介的作用。[7] 面对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报告文学作家们则另有自己的认识，马役军在谈到反映生活的敏锐度减弱、失去轰动效应时借股市术语形容为正处在“低位盘整”的阶段。因为报告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直接反映，它的发展是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面临着许多新探索，报告文学为此而“盘整”是一种自然现象。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重大改革政策的出台，报告文学一定会走出“低位盘整”阶段。张健则认为，九十年代以后的报告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都日趋成熟，作家保持沉默不等于没有思考。李鸣生认为，报告文学处于低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评论队伍没有建立，中国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并未到来。长江认为新时期第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付出辛劳之后，社会给予他们的最高代价是名；第二代作家获得的不仅仅是名，重要的是他们的参与意识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第三代报告文学作家，仍旧把使命感不仅放在嘴上同时也放在心里，但是有人开始考虑作品参与哪一个有奖征文更有影响？奖金是多少？读者的阅读心理是什么？这或许可以说是作家在经营文字，这种文化经营意识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作家在把写作当作一种生命形式的同时，开始有了一种竞争意识。作家不能脱离社会，形成经营意识或许是一种必然。[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