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即热衷于伦理问题的探讨，显然与他生活在一个被封建伦理束缚的大家庭中有关，使他从小就对人际道德行为的准则发生了种种怀疑和不满。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父亲的死》等散文中曾回忆自己儿时对一些旨在宣传封建孝道的故事和习俗，极为不满。如果说，这是出于成年后对愚昧的、扭曲人之天性的伦理思想的批判，那末，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一番话，诚可谓是他的刻骨铭心的至理名言。他的祖父因科举贿赂案入狱，顿使家庭陷入困境，父亲的重病及过早地逝世，迫使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年仅十三岁便须协同母亲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便须出头露面和家族及社会中的各色人物打交道。避难于亲戚家时被冷嘲为“乞食者”和在家族会议上受到的威逼等[1]，都使他幼小的心灵早早地打破了四书五经所教诲的儒家道德准则，也引起了他对人之善恶、义务、行为准则、人生目的和价值及家庭、社会关系等伦理问题的关注。 鲁迅在南京学习的末期读到的严复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其第二部分《进化与伦理》，就是阐述促使生物伦理道德行为变化的各种因素，及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和不同的派别；而严复在译述和案语中，又不断较之以中国的伦理观。这是一本令他深深激动的书。《天演论》不仅形成了鲁迅的进化观，也使他对东西方的伦理学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成为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及后来文学工作中关注的一个热点。而发蒙于生物进化伦理的探讨和留日时的医学学习，及个人和我国广大男女在爱情婚姻上受挫的严酷性，又使性道德成为他伦理思考的一个重点。鲁迅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不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中，在现存的鲁迅文物和藏书中也留下了他研究的痕迹。 概观鲁迅伦理观的成因 现存的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第一年成绩单，显示了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天份。那时他因医学基础等原因，各科学习成绩大致60分左右，而唯独伦理学的成绩高达83分。[2]这是因为他平素就主动了解并思考各种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和问题。如他藏书中有一本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的严复译的英国社会伦理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原理》），就是当年他在回国探亲后返日的途中买的，该书强调社会各阶级分工、协调、均衡的道德原则。综观鲁迅所购读的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与伦理问题密切相关的作品，而且大都不是纯思辨的论著，多为以文学形式思考人生的杂论。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叔本华的《论文集》等。[3] 他对道德之根本，大约也曾上下探索。他现存的藏书中就有一本他留学时期购读的日译本《道德学大原论》（德国斯科朋诺埃儿博士著于1840年，中江笃介据法译本重译，1895年东京一二三馆出版）。该书主要是评说德国康德的伦理思想及与其不同的观点。康德反对唯物主义的幸福观，认为把道德建立在快乐、利益、人性上，这与建筑在个人良心、天命、神意上一样，都是没有普遍意义的。他强调道德的本原，只能来自先验的善良意志和纯粹理性，这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不可缺乏的条件。在普通生活中即表现为责任。一切行为只有出于责任，为义务而义务，才有道德价值。换言之，善就是在不受任何偏爱的影响下，完全出于“应该”。善行不在于获得什么利益，而在于完全出于“应该”的道德律令。由此得出第二条实践命令：“你需要这样的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它当作工具。”也就是说，道德的法则是人立定的，人的意志就是立法的意志，这样的意志才能实现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当作手段的“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个人即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每个人服从于本人的然而又是普遍的道德法则，从而实现绝对的意志自律和自由。但康德的伦理思想并不能解决理性与实践、自律与他律、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因此他最后只能诉诸于灵魂不死，理想自由和上帝绝对善的公设。 康德把伦理上矛盾的解决推向人们感觉和认识之外的客观体，即所谓的“物自体”——自由意志、灵魂和上帝。这个“物自体”的概念，既得到不少唯心主义伦理学家的认同，但又对其内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如当时已为鲁迅深感兴趣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否定了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中的上帝概念。他认为“物自体”就是意志，整个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而人的本质就是生存意志，因而产生不可遏止的盲目冲动和欲求；欲海难填，必然发生竞争，道德就是对这种利己主义所表现的克制，同情心则是道德行为的最坚实和最可靠的保证，是最重要的德行基础；同情心需通过哲学的思考和艺术的鉴赏来获得，但这只是暂时的，积极的解脱，犹要达到佛教所谓的涅槃境界。 然而，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却认为康德的“物自体”理论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都与佛教法相宗（即唯识宗）的“相分”之理和大乘佛教“依自不依他”的主张相通。他正是从重意识、观念这一契合点上融会贯通了西方康德及其支派与东方佛教的伦理思想。二十世纪初鲁迅和他的二弟作人在日本和回国后的民国期间曾热衷于佛学的学习，与受到康德、叔本华及章太炎的影响不无关系。章太炎强调的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揭露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批判中庸之道，肯定“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的农工具有高尚的道德等等，在鲁迅的《破恶声论》中，也都有所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