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研讨华文诗歌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对以往的华文诗歌作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为21世纪华文诗歌的新发展作准备。这使笔者想到本世纪以来为华文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许许多多贡献的诗人和诗歌学者：他们或以诗作，或以诗论，为20世纪的华文诗坛和诗歌论坛增添了光辉。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多年来对20世纪华文诗歌的研究，如同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其他研究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远离中心点的道路，即很少有人注意到把这种研究同在20世纪国际政治文化背景下，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联系起来。因此，这种研究也就难免存在这样的不足：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近百年来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并一步一步地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现实；没有客观地把留学生们视为推动中国社会（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学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导乃至中坚，忽视了他们在中西两种文化传播、认同和整合中的中介作用。可以大胆地说，由于没有把倡导20世纪华文诗歌革命的留学生们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和整体来研究，因而，以往对20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文诗歌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留下了巨大的残缺：缺少宏观地把握20世纪华文诗歌历史发展的现代化眼光，从而大大地削弱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感于此，笔者在1989年即以《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为题，在1992年的南京“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上又以《试论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华文文学》为题，分别对包括华文诗歌在内的华文文学问题作了论辨。现在愿在以往长期思考的基础上，集中论述“留学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这个论题。其方法是转换一个论述的角度，对大家熟知的新诗发展作出一种新的概括和总结，指出留学生们在倡导华文新诗，推动中国诗歌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证明留学生是推动20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文诗歌走向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由于考虑到新诗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不作繁琐的引证，只在扼要梳理的基础上予以必要的论述。 二、五四文学革命中新诗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 20世纪的华文诗歌虽然含有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旧体诗，但实际上是以五四新文化中产生的新诗为中心。因此，本文论述的“新诗”即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代诗歌。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试图振兴中国的一部分，华文文学中即已出现过改良主义的潮流，这就是晚清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提倡的“新诗”（这种“新诗”并非本文论述的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新诗”）。不过，由于对“新学”的急切和热情，他们在事实上已使“新诗”变成了“韵文化的‘新学’，与思想界的关系，远比诗坛的关系更为密切”（见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张永芳之文）。因而虽“颇寻扯新名词”，但仅仅成为“诗界革命”的前奏。而提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虽然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总批》），特别是黄遵宪疾呼“以我手写我口”，并身体力行，为以后五四文学中的新诗倡导和发展带来了生机，但是由于他们过分地强调“以旧风格保持新意境”等原因，“诗界革命”还不可能超越时代去抛弃旧的形式，所以并没有真正地完成华文诗歌史上的革命。其后，本世纪初的南社重要诗人，如陈去病、高旭、马君武、宁调元、秋瑾、陈天华、邹容等——他们皆留日学生，虽然奏起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悲歌，但仍以传统诗文为正统，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都裹足不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要宗旨，尚未真正认识到包括诗歌等在内的文学、语言等文化革命的重要。因此，把中国诗歌推向近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就主要落在了新一代留学生身上。这就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化干将及此后成长壮大的学贯中西的留学生新一代。也就是从五四开始，一向被视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旧体诗歌土崩瓦解，新诗才真正地有了确切的内涵和形式，并且被确认到现在，成为迄今为止20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世界华文诗歌的主流。 首先倡导新诗并积极实践的乃是其时尚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当然，起初胡适并未直接提出白话诗即新诗的主张，而是从古汉语的语言形式是否可以为文入诗的思考入手。1915年，已经留学美国五年的胡适，在耳染目睹了西方近代文明之后，受到实验主义、美国文艺复兴以及一个基督徒的影响和刺激，不能自已地开始考虑中国语言形式与教育的问题。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等文章中，他提出了文言文是死语言、白话文才是活语言的观点。这样，为传播新思想以开启民智，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开始萌芽。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了用白话来写诗的主张，而且不顾任鸿隽、梅光迪和胡光骕等留美同学的嘲弄，从1916年8月开始，正式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并完成了著名的白话诗《蝴蝶》等，显示了开一代先河、领百年风骚的先驱者的远见和气魄。而这些粗浅尚不成型的“新诗”竟为“英雄所见略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之一陈独秀所赏识，刊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而其《尝试集》和诗论《谈新诗》则不可动摇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奠基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这篇“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诗论，大破中国旧诗中“汙浊之平和”的沉稳呆滞，提倡“争天拒俗”、“雄伟桀美”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对于推动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实际上也超前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和诗歌现代化的先声。 此后，围绕《新青年》开展活动并在其上发表新诗的是陈独秀、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高一涵、沈兼士、陈衡哲、沈玄庐、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等15人。其中后5人当时无留学经历（诗人的刘半农后来留学法国并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而康白情在1920年9月留学美国后，也不再写新诗了）。其他人在此之前都有留学经历，且大都留学日本，其大致情况是：陈独秀(1879—1942)，1900年、1906年两次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早稻田大学学习。李大钊(1889—1927)，1913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沈尹默(1883—1971)，日本帝国大学毕业，1912年回国。鲁迅(1881—1936)，1902年赴日本，曾就读于仙台医专。周作人(1885—1968)，鲁迅之弟，1906年赴日，先后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立教大学。高一涵(1884—1968)，1912年留学明治大学。沈兼士(1886—1947)，沈尹默之兄，1902年留学日本。沈玄庐(1988—1928)，也是留学日本的，1901年回国。陈衡哲(1890—1976)，1914年留学美国，曾先后在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和历史，是中国第一个写新诗的女作家。今天看来，这些人并不以著名的新诗人著称，但当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表示支持，有的还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中国新诗史上尝试期的诗作，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如鲁迅的《梦》、《爱之神》，刊发于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沈兼士的《真》、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刊发于1918年7月《新青年》5卷3号；周作人的《小河》刊于1919年2月6卷2号；沈尹默的《月夜》刊于1918年1月4卷1号。钱玄同则为《尝试集》作序以鼓吹新诗。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自然是新诗的赞成者，也写了《丁已除夕歌》等，刊于1918年4卷3号。而身为编委的高一涵是新文化的鼓吹者，也是拥护新诗的。笔者曾对从1918年2月最早刊登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新诗的《新青年》4卷1号到1919年5月的6卷5号总共应为17期中的14期作过统计：共发表新诗66首，其中胡适19首，浓尹默13首，刘半农13首，鲁迅6首，周作人5首，沈兼士4首，陈衡哲2首，陈独秀、李大钊、俞平伯、李剑农各1首。由此可见留学生在新诗初创时期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