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演变受制于现实需求规律。诗歌内容随时代现实生活和政治情势变化,而诗歌形式的运动与转换也随之同步。40年代诗人执著地投入生活的激流,在紧紧追逐时代主流的同时,探索并运用各种表现手段,用以与自身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传达思想感情的旋律结合起来,和日寇及其汉奸走狗进行搏斗,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正如李煌(王亚平)当时所说:“在此悲壮苦痛的伟大年代,我们有权要求诗人们创作出伟大的史诗、叙事诗;还要求诗人们创作出伟大的史诗、叙事诗;也同样要求诗人们写出不朽的抒情小诗,还要求诗人们写出极有诗趣的讽刺诗,正如我们抵抗敌人,有时需要长矛大刀,有时也需要短枪匕首一样。”[1]的确,抒情诗、叙事诗(史诗)、讽刺诗是40年代诗歌的主要文体,是诗人表现生活情感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各个阶段的时代生活内容有别,诗歌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不同的偏重和不同的特色。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而表现生活的诗歌形式则有所不同。虽然同样一种生活题材,非用什么形式表现不可,未免有些绝对,但不可否认,某种生活题材比较适于某种表现形式。从40年代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发展和诗歌形式的变化来看,正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相适应的角度作纵向考察,整个40年代诗歌可以说是时代谱写的三部曲——抒情·叙事·讽刺。 一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长期被日寇侵略与凌辱,郁结于心底的爱国主义的抗日烈火终于爆发成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如胡风所说:“战争带来了一个高峰,我们看到了全面性的热情澎湃,我们看到了全面性的爱国主义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民的苦闷消散了,人民的热情爆发了,人民的希望燃起了。”[2]“在那热情蓬勃的时期,无论是时代底气流或我们自己底心,只有在诗这一形式里面能够得到最高的表现。”[3]茅盾也指出:“炮火使我们的血液沸腾,壮烈的斗争使我们的灵魂震撼,可歌可泣的事太多,此时此际,只觉得非用诗歌这一形式便不能淋漓尽致。”[4]的确,抗战爆发后,中国新诗进入了“最蓬勃发展的阶段”[5],“面向着这民族解放的战争,面向着勇敢地为祖国而斗争的战士与民众,面向着旧时代的暗夜与新世界的黎明,我们的诗人们,以对于土地的深沉的挚爱,以对于英雄战士的崇高的敬仰,以对于在火中、血中呻吟着的悲哭着的无数同胞的同情与哀伤,以对于法西斯强盗的兽行的仇恨……我们的诗歌唱起来了。”[6]臧克家这样写道:“诗人啊,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我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我们要抗战》)这实际上表达了诗人们的共同心声。 抗战初期的诗歌负载着时代的激情,普遍充满着对于抗战的鼓动和光明的歌颂,洋溢着震撼人心的鼓舞力量和乐观兴奋的调子。郭沫若在《战声集·前奏曲》里歌唱道:“全民族抗战的炮声响了,/我们要放声高歌,/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要在飞机炸弹之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这可说是抗战初期诗歌的主旋律!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氛中,诗人们亢奋地抒写出一曲曲抗战的颂歌,整个基调真切率直,激越粗犷。正如芦焚当时指出的:“这时期诗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抗战的任务,诗人是号手,是尖兵,是为祖国战斗的站在最前排的战士,因而出版的诗集或在各杂志报章上的副刊发表的诗都是热情的歌唱而洗脱了过去糜糜之音。”[7]这一概述是符合诗坛实际的。当时诗歌作为战斗的号角,“它已不复是湖上的清涟,而是海洋的汹涌的巨浪;它已不复是林中的鸟语,而是暴风的呼啸;它已不复是恬静的溪水,而是狂奔的激流。”[8]当时郭沫若也指出:一般的诗人们“受着战争的激烈刺激,都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初期的抗战文艺在内容上大抵是直观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动的,而在形式上,则诗歌和独幕剧占着优势的地位。”[9] 抗战时期,诗歌最受鼓舞,因为战争本身的刺激性,又因为抒情诗人的特别敏感,随着抗战的号角,诗歌便勃兴了起来,甚至诗歌本身差不多就等于抗战的号角,所以抗战以来,抒情诗之多,产量之丰富,是超出于其它各部门的。而且这些抒情诗大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抒情诗的优秀传统,又特别把革命诗歌(政治抒情诗)的鼓动性、战斗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时期的抒情诗大都是抗战热潮激荡中产生的,诗人们都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发为刚健的雄声。那些来自大后方、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来自延安的战斗的怒吼,成为这一时代最激昂的号音与鼓点。这一时代诗歌的战斗精神的集中代表,无疑要算艾青和田间。艾青的《向太阳》是号角,田间的《给战斗者》是战鼓,它们概括地传达出那个时代洪亮、激越、沉浑的声音。诗篇感情激越,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诗人在诗中更为圆熟地运用了他们那独特的抒情形式,鼓荡的激情和急风暴雨般的时代的声音,使诗篇成为全民抗战的进军鼓声与号角,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大转折时期,剧变的社会生活已经直接把激情提炼出来,涌动在诗人的胸间,使他们忍不住象江堤决口一样直泻出来,于是就成了真挚动人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