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新诗的“现代性”直到80年代才成为一个被明确意识到的问题[1]，但其渊源却必须追溯到它的起点。这里首先涉及到新诗的合法性依据。一般认为新诗的产生缘起于旧体诗与现实关系的不适；这种观点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旧体诗迄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写作文体，其可能性远未被耗尽；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不能够解释诸如新诗的倡导者何以会把白话和文言尖锐地对立起来，何以会将这种对立延伸为文学史的价值尺度等这样一些更为复杂的现象。 同时我注意到，由于把“现代性”当作一个有其固定内涵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加以使用，许多论者都落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本文将力图避免这一陷阱。奥克塔维欧·帕斯的有关看法或许有助于解释我所持的立场。在帕斯看来，追随现代性“几乎是本世纪所有诗人的经历”，“现代性曾经是一股世界性的热情”；然而，“现代性”本身却是“一个含糊的术语，现代性跟社会一样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现代性，其含义是模糊的、随心所欲的，就象它之前的那个时代——中世纪的含义一样”。问题不在于“它是一个概念，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时期”，而在于它“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字眼”[2]。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探讨“新诗”一词，可以发现它并不孤立，而是一个五四前后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彼此有着血亲关系的庞大词族的一分子；因此决非如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文体概念，而是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个“词族”包括“新民”、“新思想”、“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新小说”、“新文艺”、“新文化”，如此等等。显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大规模的命名或重新命名现象；其中“新”（正如眼下的“后”一样）扮演着价值给定的元话语角色。按《现代汉语词典》，和“旧”相对的“新”有两个意项：1,性质上改变得更好的、更进步的；2,没有用过的。前者相当于孔子所谓“日日新，又日新”的“新”；后者则相当于成语“除旧布新”的“新”。五四“‘新’词族”的“新”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显然更偏向后者。当时最权威的思想家之一、“新民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民”是五四“‘新词族’”的核心概念）的倡导者梁启超说得毫不含糊：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牴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也[3]。 梁氏所言非一已之见，事实上他同时道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体化的实质及其原则立场。这一原则立场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已经全面朽坏的判断基础上。因而毫不奇怪，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前此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它不是要回溯、清理、疏浚进而拓展原先的“道统”源流，而恰恰是要“从根牴处”摧毁，抛弃这一道统本身，“别立新宗”（鲁迅语）或另辟源头。按照林毓生教授的说法，这种“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主张在五四前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并一直贯穿到70年代[4]。 新诗的奠基人胡适推崇梁启超是“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5]，又说他自己“受了梁先生的无穷恩惠”[6]，都是大大的实话。很难设想，假如不是基于经由梁启超阐明的新文化原则立场，假如不是从据此形成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巨大潮流”中汲取力量并引为依托，当时既无令人信服的文本可征（这方面“新诗”比“新小说”远为软弱）、自身美学派质又极为苍白的“新诗”能够摇摇晃晃地站住脚跟，形成与称雄千年、美仑美奂的“旧诗”对峙的局面，以致最后在文体上取得压倒优势[7]（顺便说一句，假如“新诗”最后站不住脚，那一夜间“暴得大名”的胡适可真就要枉担一份虚名了）。“白话是否可以做诗”作为“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役殊受重视；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论争火药味也更浓，用胡适的话来讲就是：“白话文学的人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下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了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是十足的了[8]”。在此过程中倡导者把白话和文言誓不两存地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极端主张，便也不足为怪；所有这些借助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力加速度，成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最显豁的表达。 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愈演愈烈的社会——文化危机及其造成的广泛的生存焦虑的产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之初，正是现代主义思潮在欧美激荡之时。饶有兴味的是，那里也同样存在鲜明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倾向。J.麦克法兰把现代主义运动描绘成一场“唱对台戏”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求消除、取代和更新的愿望成了压倒一切的念头”；它造成了一种“革命情势”，“新事物以令人惊愕的速度转化成旧事物。对文学的旧卫道士的攻击，不仅仅显示为文体风格的变化，同时也显示为大喊大叫地要求根本性的变革，要求新的态度、新的领域和新的价值观”；其结果不仅使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极强烈的革命热情，真正的Ekstase（狂热——引者）感受”[9]，而且造成了历史在一夜间重新开始的幻觉。维吉尼亚·伍尔芙写道：“一九一○年十二月前后，人类的本质一举改变了”。欧文·豪就此评价说，这句夸张的话里有一道“吓人的裂缝，横在传统的过去和遭受震荡的现实之前……历史的线索遭到扭曲，也许已被折断了”[10]。 夸大这两种“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相似性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这种相似的精神氛围中发现某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世纪标志”的东西；而假如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反叛传统的标准化机制。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经验”[11]的看法普遍有效的话，那么不妨说，这里所谓的“世纪标志”正是“现代性”。它事实上构成了新诗合法性的依据[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