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似懂非懂地读到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朦朦胧胧地觉得比起刚看过的《水浒》和《三国演义》来，它更能够引起自己幼稚的头脑里面，像刮起一阵飓风那样不住地旋转。鲁迅告诉我的这些故事，似乎跟自己身边不少人们的踪影完全一样，可是只有在经过他淋漓尽致地描绘和揭示之后，才使我异常清晰而又震惊地发现了，为什么在纷扰的世界中间，竟会有这么多人变得如此的麻木和隔膜？为什么有的人作威作福，草菅人命，却还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为什么多少人忍受着欺压和蹂躏，却还愚昧和冷漠地不敢吭出一声来？为什么在人世间竟会有如此的不公？《呐喊》向我打开了认识和思索人生的一扇窗户，不过我在当时自然还无法说出更多的想法，却从此永远记住了鲁迅焦灼的呼号，并且憧憬着他圣洁的心灵。正是在自己生命发轫期中这种最初的契机，促使我以后走上了研究鲁迅的道路，写出《鲁迅小说论稿》、《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等论著。 然而比起理智型和逻辑性的学术研究来，我似乎更喜爱情感型和形象性的文学创作，因此就引起自己在近年来以更多精力投入散文的撰述，已经辑录了《访美归来》、《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令人神往》、《云游随笔》、《离别集》以及《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等散文集。由于在漫长的几十年中间都受到鲁迅思想的熏陶，又分外喜爱这位文学大师的许多篇章，深感那些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有着异常绚丽和辉煌的色彩，多么丰盈和广垠的风格，因此在自己练习写作的道路上，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鲁迅的种种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鲁迅传统》主编刘福勤先生，准备在这部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书籍中间，包括一批中国作家谈论自己在创作中所受鲁迅传统的影响。他嘱咐我也参加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确实是非常愿意认认真真地加以完成的，因为这样既能够为有关的学者和对此充满兴趣的朋友们提供材料，又可以促使自己进行一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今后更好地往前迈步，这真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儿！ 鲁迅一贯强调要“正视人生”，“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坟·论睁了眼看》），十分善于严谨地发现历史和现实中间美好抑或是丑陋的现象，深深地蕴含着一种始终憧憬未来的批判精神。他深知只有“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去“正视人生”，才有可能完整而又丰满地描绘出生活的图景，深邃而又浩瀚地揭示出人生的意义，从而给予许多读者应有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鲁迅毕生都是为此而献身和不懈奋斗的；而如果不是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却像鲁迅所批评的那样，虚假地、肤浅地、胆怯地去对待生活里的矛盾，那肯定就无法写出社会的真相来，自然也就不可能揭示它深刻的涵义，像这样在创作上的“瞒和骗”（《坟·论睁了眼看》），确实是无法给予读者审美与认知的教益，却有可能将他们引入错误认识的歧途。 对于鲁迅这些全面而又深刻的主张，我原来也是理解和认同的，却因为笼罩在五、六十年代浓郁的“左”倾政治和社会思潮底下，一方面是受到它强烈地冲击，带着一种盲目的惯性服从于它；另一方面是曾经有过受到批判和惩罚的经验教训，所以不敢违抗它气势汹汹的劲头，这样当然就无法贯彻鲁迅的主张了。只有在经历了“文革”浩劫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受到了不少先行者反思历史和个人生存状况的启示，自己也经历了一番激烈而又深沉的思考，这才真正地懂得了那种胁迫人们盲从的状况，实际上是对于整个民族生机的窒息，这样自然也就无法昂扬大家生动活泼的创造能力，却只好始终让他们匍匐在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枷锁底下，打发着死气沉沉和唯唯诺诺的日子；这才真正地懂得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想作出轰轰烈烈的建树，那就必须充分地发扬其中每个成员的创造能力。鲁迅所主张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去“正视人生”，这正是号召在文学写作中发挥自己的一切创造才能，通过这种严肃和努力的探索，使得广大的读者都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生，极大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样才有可能推动整个民族向前迈进。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20年中间，由于客观社会氛围的渐趋正常与清明，以及在人们主观思想方面勇于去切实地求真、摒弃虚假的谎话，从而就有可能真正地贯彻鲁迅上述的主张了。像《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回忆自己参加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的情景时，既写出一个有着不少优秀品质的工农干部，不惧生命的危险，去保护自己的战士，后来却又拔枪威胁要她嫁给自己，嘲讽了在全国解放初期，有些人事部门寻觅年轻的女性，动员她们遵命与首长结婚的风气；《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吗？》则通过另一个女兵坎坷的生活，谴责了一种流传至今的陈腐的贞操观念，以及“文革”中间任意凌辱和迫害人们的野蛮行径，至于她那种自强不息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奋斗精神，又是我竭力想赞颂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现代人素质。追求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间表现出全面的真实来，这正是我自己下定了决心坚持要学习鲁迅此种精神所作出的努力。 《一个难忘的会议》叙述“大跃进”时期的穷乡僻壤，在当时那种充溢于全国的以吹牛为荣的气氛中间，也闻风而动地号召制定高产和丰收的计划，有的基层干部于动员会上纷纷喊出了自己都难于相信的数字：“亩产X万斤”，然而这比起当时报纸上公开登载的天文数字还要少得多了，尽管如此也在会上受到了嘲讽和抑制，多少还有些现实感却又怕丢掉“乌纱帽”的县委书记，只好无可奈何地摇头，然后就偃旗息鼓和不了了之，从而企图说明那种自上而下刮起的“左”倾思潮十分有害，并且无法获得普通人民出自内心的拥护。《我和牛》描写“文革”中自己在旷野里过着放牧生涯时，思索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谬的情形？《招考博士生小记》叙述自己跟不少年轻学子接触中间，深深地体察了许多知识分子收入极为菲薄的惨状，这种所谓“体脑倒挂”的现状使得好些年轻人都不愿走治学的路，而决心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肯定会毕生度过清贫的日子，因此感叹着这样怎么能很好地进行中国的文化建设呢？几乎是全世界充满良知的作家们，都在考虑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感问题，这就是表现出生活中间正负两个方面的状况，以便通过对前者的赞美而发扬光大，对后者的批评而加以纠正。这两种情况是缺一不可的，我真愿意尽量在全面和深入地表现生活的真实图景时完成这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