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成名作《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雷雨》发表60年来历演不衰，剧本一版再版，深受中国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60年来有关《雷雨》的评论和研究文字其数量百倍于原著。人们对《雷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60年来，学术界对《雷雨》的研究可划分为3个阶段：解放前、解放后17年、新时期。现将3个阶段的研究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 曹禺的《雷雨》是1934年7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的，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35年5月，经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的推荐，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才引起了日本人士的重视，撰文予以评论。同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国内首次演出《雷雨》，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发表了几篇剧评，作了肯定。以后关于《雷雨》的评论文章就逐渐多起来了。 最初有关《雷雨》的文章是感想式的，是看了演出后的观感，属直感的判断，后来也有了评论，但真正称得上学术性的研究文章，是在40年代才出现的。那时大多数文章对《雷雨》是肯定的、赞扬的，但也有个别人对它持否定态度，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挑了不少的毛病。 1935年5月《雷雨》在东京公演时即有白宁的报道《〈雷雨〉在东京公演》[1]。文章说这出剧“是描写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及残酷的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用夏夜猛烈的‘雷雨’来象征这阶级的崩溃”。这是对《雷雨》最早的评介文章。在7月出版的《杂文》第2期上发表了曹禺致中华话剧同好会的信《〈雷雨〉的写作》，杂志的编者给信写了一段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是一个极好的讽刺。”白宁的文章和《杂文》的按语都很简短，但都认为《雷雨》的主题是在“暴露”“现实”，象征资产阶级的“崩溃”，是从文艺的社会功能去解读这出戏剧的。正因为这样理解，按语还指出了作者主观的创作意图与作品在群众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矛盾的，以后不少人沿着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较早对《雷雨》作出高度评价的是郭沫若。1936年1月他在《关于曹禺的〈雷雨〉》[2]中肯定它“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极力赞扬该剧的艺术技巧，“很自然紧凑，没有出现十分苦心的痕迹”。发表较早，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评论文章是刘西渭的《〈雷雨〉——曹禺先生作》[3]。《雷雨》中的“命运观”问题就是刘西渭发现的。他说“这出长剧里面，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但他认为这种观念并不体现一种“天意”。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心理作用里”的，也就是说“决定而且隐隐推动全剧的”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经刘西渭指出后，《雷雨》的“命运观”问题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至今还难说有统一的意见。与此有关的是作者对周朴园结局的处理问题。剧中人物或死、或疯、或走，唯独周朴园活下来了，这样处理恰当吗？刘西渭有独特的看法，他说“从一个哲学观点来看，活着的人并不是快乐的人；越清醒，越痛苦，倒是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比较无忧无愁，了却此生债务”。这就是说作者是有意让周朴园活下来承受精神上痛苦的，但他认为广大观众却不一定能理解作者的深意。 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4]可以说是对刘西渭提出的问题的进一步发挥，但有些问题理解得过于狭隘，对作品否定过多。张庚是根据曹禺《我怎样写〈雷雨〉》（即《雷雨·序》）中关于“命运”的一段话展开评论的。张庚说悲剧发展的轨迹是“命运、性格、人性一直到社会制度，是以曲线的进行来接近人类生活的悲剧的真理的”，以此标准来衡量《雷雨》，他认为曹禺“不是走着逐渐接近真理的路”而是继承了“由传统中传留下来的”“宿命论”，对悲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据此判定《雷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作者把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不是统一而是混合的，时时出现了裂痕和矛盾”。这一断语未免过于武断，人们难以接受。但是，张庚又肯定了《雷雨》“最成功的一方面是人物”的塑造，他特别称赞蘩漪和周萍，他说由于作者对这类人物很熟悉，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不意地击碎了自己的哲学——宿命论”。虽然“作者并没有想批判什么，可是为了他忠实于他的人物”，实际上是对社会“发挥了痛快的暴露”，使剧作“部分地有了反封建的客观意义”。由此，张庚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在《雷雨》的创作过程中，体现了曹禺“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矛盾”。这个论断是符合曹遇当时的思想和《雷雨》的实际的，只是张庚对此的分析还不够，以后不断有人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对《雷雨》的评论中不时冒出点奇谈怪论。早在东京演出时，就有个观众写信给剧团进行漫骂，称“此等烝母奸妹之剧……公演于岛夷之邦”有损“国家体面”[5]。1937年黄芝冈发表《从〈雷雨〉到〈日出〉》[6]对《雷雨》的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作品宣扬的是“正式结婚至上主义”，人物是“鬼气森森的”，他说《雷雨》得出的结论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先死，留老年人撑持世界”，因此黄芝冈断言“《雷雨》对青年人的指导上走了歪路”。 针对黄芝冈这种“实在太不公允”的批评，周扬撰写了《论〈雷雨〉和〈日出〉》[7]，对黄文的批评进行了批评，指出黄芝冈是以“社会批评”来代替文艺评论。周扬认为反封建制度是《雷雨》的主题，而宿命论则是它潜在的主题。之所以会有这个潜在主题，是由于作者虽然看出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家庭中的封建势力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看不出实践的出口”，“他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停了步，没有贯彻下去”，而这种思想对一般观众“会发生极有害的影响”，也大大地降低了剧本的思想意义。但是周扬联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仍然对《雷雨》作了较高的评价，说曹禺虽然“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但“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对现实的忠实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为了突出反封建的主题，周扬主张去掉“序幕”和“尾声”，“让观众被就在眼前的这种罪恶所惊吓，而不自主地叫出：‘来一次震撼一切的雷雨吧！’”他还批评曹禺把周朴园与鲁大海的矛盾纠缠在血统上去，主张写成“两种社会势力的相搏”，这样“悲剧就会带着更加深刻的社会的性质”，向观众“展示出一个旧的势力的必然的崩溃的历史的远景”。周扬当时是我党在白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的评论自然带有权威性，对以后40年的《雷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0年代初，曹禺修改《雷雨》，基本上是顺着周扬的思路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