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原名冯钟璞），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自幼生长于水木清华，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自50年代以《红豆》蜚声文坛以来，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尤以反映文革时期人类命运的作品《三生石》、《蜗居》、《泥泞中的头颅》等闻名海内外。近年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此外，宗璞的散文作品情深意长，隽永如水，其童话创作亦同样格调独特，富有深意。因篇幅有限，本文仅试图从宗璞的创作渊源、作品的历史环境、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作品的艺术角度等方面对其小说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冯氏梅花次第香 评论宗璞作品的风格与审美特征，首先应从其家庭渊源和成长背景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宗璞的姑母冯沅君，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著有《卷施》、《春痕》等几部短篇集。他们那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虽然在许多方面对传统作了大胆的创造与改革，但首先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这两点在他们身上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任何机械的模仿或引进舶来之物都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宗璞是一个继承者。她继承的并不是简单的小技末道，而是这种双方面结合的创作精神与指导思路。她在继承这种精神的基础上，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弥补了上一代人的种种欠缺或幼稚之处，在总体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具体形式上来说，其文章中的语言，如“明月照积雪”，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简洁含蓄之美，又有外国语言的长处，并把这几点巧妙地融合在了一体，在情景创造和意境处理方面炼成了独特的功力。正如老作家孙犁所云：“宗璞的语言，较之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 宗璞短篇小说《米家山水》中对一幅山水图有过这样的生动描写：“一层层青山，一丛丛绿树，都笼罩在迷茫的雾霭之中，隐约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向云端，看不见了，朦胧的绿意泛在山水之间，就连那尚未着笔的空白之处，也透出十分的清幽。”散文化的语言极其流畅，细腻富有余韵，萦绕着一股柔婉之美，看来是深谙中国古典文论中“意境说”之要旨了，细究其成功之道，一是语言的基调选得好，淡雅冲和，虽然没有热情的渲泻，却通过能引起人充分联想的与山水有关的词语：一层层，一丛丛，迷茫，雾霭，绿意，让读者的主观意识积极参与其中，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象外之趣。二是语言的功底高，句式并不烦琐复杂，然而简洁中透着高远的内涵，如镂窗中的后院园林，并不一览无余，却给人以想象思索的天地，诚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近几年来，宗璞的文学语言及创作意境更加炉火纯青，在她唯一的长篇《南渡记》中更深刻地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继承与创新。随手拈一例为示：在为烽火时代年轻的抗日英雄写家书时，作家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不能自己，留下了这样多情，柔婉之音：“现在我眼前总不时出现倾听时的你，温柔的、专注的、带点伤感神色的你，让我感动。你现在做什么？独对孤灯，倚栏望月？……”低眉细品，恍然又能体悟到其姑母文风的余韵。特别是与长句相结合调配的短句子：“独对孤灯，倚栏望月”，不但起到了一种调节句式节奏的作用，而且还极具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这种直接引用甚至自创古典诗词的做法，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用尚不完全成熟的作家集中常有所见。严格说来，宗璞从前的文章中，虽然都有浓厚的古典文化的影响，但往往只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其语言文字仍以流畅的白描为主，常常将古诗词中描绘的情景用现代的话语进行表述。如前文举到的《米家山水》就是一例。但此句中的直接引用，恰到好处，富有余韵，不能不说是作家在继承姑母这一辈人创作优点基础上的一次有益的创新，这样的文字在此书中还有多处。应该看到，这是与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有关的。因为此书中所写的人物，即为30年代的知识分子，从语言运用和思绪流动方式上还没有脱离欧化以及诗词化的束缚，因此宗璞在这里选择的语言基调和句式、辞格都是非常准确细致的，同时又去除了某些附着其上的通病，令人既感真实可信，又不觉得生硬别扭。曾有人评宗璞是：“既传统又现代”，仅从其那“风弄林叶，态无一同”的语言运用方式上来说，也确有一定道理。 从另一种继承方式上来看，作家的艺术技巧比其先辈也有很大的进步。她突破了30年代女作家以“说理”为主、重心理叙述少人物描写的窠穴，结合中国古典优秀白话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的长处，大胆运用心理描写、对比描写以及人物对话动作描写等多种方法，常是寥寥几笔，便使人物性格顿时跃然纸上，有血有肉，呼之欲出，令读者久久难忘。 事物的局部和表象，总是与事物的整体和内涵联系着的，在诸种联系中，常有一种最本质的联系是非常曲折隐蔽，需用心灵去发掘的。上述两点继承，其可指性与可感知程度还是能够具体把握的。而那种更难以用明确的概念来进行描述的继承及变革则是广义上的，具有更强烈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是一种深埋在这些方式下，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意蕴及人生存方式的符号体现。如果静下心来，仔细读读冯沅君等人的作品，并对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活动主体的心理结构进行感性了解的话，便不难得出结论：冯沅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妇女，有一定的自由意志，疾呼“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做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然而由于生活的顺利和眼界的狭窄，又有一种“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这就使得她们虽冰清玉洁，却大多是软弱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一有风吹草动便易动摇，常为了所谓的生死之恋而忘记自身的价值，甚至以命相托。这种女性人物并没有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而消失绝迹，在当代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台港澳许多女作家的笔下，这样的女性还存在着，并且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推崇的典范。宗璞曾经说过，自己与台湾女作家有着较多相通之处，但这似乎仅指其文章中所富有的古典文化意韵而言，时代的变化，出身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总体观念的差异使得宗璞笔下的女性人物既不同于其姑母笔下的
华（见《隔绝》），更不同于琼瑶等人创造的那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只在恋爱中求生命的纤纤弱质。她们往往带有作家自身的影子：冰清玉洁，外柔中刚，虽然执着地追求真正的爱情，但更加关心的还是祖国的命运和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她们的眼界、气质、修养，比30年代的女性要宽广、崇高得多，与台港小说中的女性更不能同日而语。无论是《红豆》中的江玫，还是《三生石》中的梅菩提，都是性情中人，有丰富的情感，有热烈的向往。然而，当爱情与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时，江玫毅然放弃了与男友厮守一生的幸福；当外界的狂风骤雨无情地打落了梅菩提对爱情的幻想时，她更加担忧的，却是在这场灾难中整个中华民族的何去何从。这种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正是宗璞她们这一代中国女性最可贵的地方，也正是全书的精神所在。因此，宗璞的作品，虽然也是情感小说，却拓宽了自“五四”以来，至台港女性文学甚至当代某些青年女作家所沉醉不能自拔的爱情小说模式，赋予了它们更深厚的内涵，更清远的精神。她的作品中，没有性描写，也没有晦涩艰深的比喻，与年轻女作家相比，少了原生态的东西，更多的则是由于作家本人出身修养所决定的一种对国家命运及人类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其题材与语言风格一样，有一种外在的，明朗化的东西，这大概是因为宗璞亦从属于“50年代女作家群”的缘故吧。因此，宗璞塑造的女性，具有兰的气息，但绝不娇弱；赋有玉的精神，却从不孤高。与冯沅君等人塑造的女性主人公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有一颗中国妇女特有的善良高洁的心灵，但比后者又多了一分内涵，即新的时代培养出的一种向传统士大夫阶层靠扰的独特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爱情是重要的，但已不是可为之生亦可为之死的首要目标，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个人事业及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这当然还是一种继承，但已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这其中，有时代的变化作为推动力，但女性精神自身的内在发展动力也同时起了一种深层次上的呼应与促成。从这个方面来讲，如同宗璞是冯氏家族中又一枝绽放的梅花一样，宗璞的女性主人公也是在冯沅君等人笔下少女的心理发展基础上所必然诞生下的历史与时代的产儿。这，大概才是宗璞对姑母及姑母那一辈人在最深层次上的一种可贵的继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