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从总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象征主义也是横向移植的产物。在象征主义的译介过程中，茅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最早、致力最多的译介者之一，他在译介当中所显示出来的对象征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在现代中国作家里面很有代表性。 一 茅盾的译介从1919年开始。在理论译介方面，茅盾最早的文章是连载于《学生杂志》6卷7号至12号（1919年7月至12月）上的《近代戏剧家传》。虽然茅盾这时对象征主义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但这篇长文却是最早涉及象征主义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之一。有人说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日）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就谈到了象征主义，这是不准确的。该文只例举了梅特林克、安德列夫、霍普特曼等作家，是把他们同左拉、托尔斯泰、王尔德等作家同列的，并没有谈及象征主义。最早谈及象征主义的文章是陶履恭的《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到了1919年谈及象征主义的文章才渐次较多出现，但也多是提及概念，对象征主义的具体内涵仍然涉及不多或缺乏较准确的概括。茅盾的译介，基本与这种最早的情形同步。 在进行理论译介的同时，茅盾也开始了创作译介，1919年10月他翻译的梅特林克剧作《丁泰琪之死》刊载在《解放与改造》1卷4号上。这篇译作是梅氏作品见诸中国读者的第一部，也是我国作家对象征主义创作的最早的翻译之一。在此之前，只有鲁迅翻译的安德列夫的短篇小说《默》和《谩》（1906年），周作人翻译的梭罗古勃的短篇小说《烛》（1909年）、《铁圈》（1919年1月）和散文诗《童子Lin之奇迹》（1918年3月）等少量作品。 1920年是茅盾从事理论译介最为集中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月份，他就发表了4篇介绍或涉及象征主义的文章，全年则共有11篇。 这年元旦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登载了他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他于文中介绍说“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它们“注重主观的描写……，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感于中国“神秘表象唯美等，不要说作才很少……，最苦的是一般人还都领会不来”，他拣选了44部外国作品主张“尽先译出来”，其中包括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的象征主义创作，并指出霍氏“佳作极多，我取这两篇，以其刚巧作法相反罢了”。5天以后在相同报纸上他再发《表象主义的戏曲》专门介绍象征主义戏剧，谈体会说：“文学家应用表象主义，有的是著作中一段是表象，有的是著作全部是表象。”4天后他又在有关文章中谈及霍普特曼“是拿文豪的资格提倡社会主义”，并警示人们在介绍“西洋的东西”时须先作深入了解研究，不可不求甚解将《镜花缘》等也称之为“表象派”。[1]半个月后，在《“小说新潮”栏宣言》（1920年1月25日《小说月报》11卷1号）中他以厨川白村、生田长江等日本文艺理论家的进化论观点指出：“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所以新派小说的介绍，于今实在是很急切的了。”但他的着眼点非在此，而是认为不能“唯新是摹”，介绍新派小说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关于进化论的文艺发展观，这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间也很有代表性。朱希祖于1919年11月翻译了厨川的《文艺的进化》等（《新青年》6卷6号），茅盾在此文和稍前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里都有提及，显然他是注意到了厨川的观点。另如罗迪先译述的生田长江的《最近文艺之趋势十讲》（1920年9月《民铎》2卷2号）贯穿的也是进化发展观。稍前后于茅盾此文的如赵英若、昔尘等人的文章也持相同观点。[2] 1920年2月以后，茅盾的译介扩展到新浪漫主义。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1920年2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中，他把法朗士同罗曼·罗兰等人一并视为“新浪漫派的前驱”或“首领”，认为“不论是写实派、神秘派、表象派、唯美派……都只是艺术上的不同”，并首次提及了安德列夫。在《圣诞节的客人·雁冰识》（1920年2月《东方杂志》17卷3号）里他进而提出：“表象主义和神秘主义复振以来，合而成了新浪漫派”。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1920年2月25日《小说月报》11卷2号）上，他明确主张要提倡象征主义，他说：“我们提倡写实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所以表象该提倡了”；“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而“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 在1920年3月和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17卷6号和7号上，茅盾发表《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在文中他指出，“在近人文学中，爱尔兰文学自成一派”，而其代表是叶芝、葛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er Gregory)和辛格（John Millington Syrge，又译沁孤）。叶芝代表的是“哲理讽刺剧”“支流”，他是“爱尔兰文学独立的先锋”，“剧本全是爱尔兰民族思想感情表现的结晶”；他“注意描写的，是精神上的生活”，“最特长的，最本色的，是讲到哲理而隐寓讽刺的剧本”，其中“神秘的原质，常常是一种不明了的仰慕”，并评议了叶芝的一些剧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已对象征主义创作美学的内涵有所把握了。 在杂志的第6号上，他还有对叶芝剧本《沙漏》的翻译。在翻译前记里他谈到该剧本是“表象主义剧本”，剧中的“智叟”“是表象理性的知识”，“愚公”“是表象直觉的知识”，并言称其中的“主义到中国有没有危险，……谁也说不定”，他译此剧决非“鼓吹夏脱（即叶芝——引者注）主义”。 于此之前，茅盾又翻译了梅特林克的剧本《室内》，载《学生杂志》7卷8号上。 1920年9月15日，《改造》3卷1号刊载了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他仍然认为新浪漫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与前面的见解有所不同，他提出新浪漫派由“心理派的小说家”和“象征派的诗家”组成，而“确立象征派”的是马拉美。梅特林克则“确定他的象征主义的戏曲，于是新浪漫运动的势力注到戏曲方面”；在德国“呼应他的”有霍普特曼等，英国有叶芝等。文章还指出：“从冷酷的客观主义解放到冷烈的主观主义，实是文学的一步前进”，罗曼·罗兰是新浪漫主义“现在主要的趋势”的“代表”。文章最后认为：“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浪漫主义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