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看起来，王安忆小说最易引起争议的地方，是关于其创作手法上的所谓“物质化”思想，抑制不住的阐释生活的热情，以及随之而来滔滔而下的语言洪流。关于对王安忆创作手法的讨论，想来可以带动一些很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但这些探讨不该掩盖了作家的精神向度。王安忆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触摸到了作家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从《纪实和虚构》到《长恨歌》，这一潜在的心灵旋律始终或隐或显地奏鸣着。我觉得王安忆的悲剧意识不失为一个切入其作品的好角度，不一定能够澄清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但起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王安忆作品的理解。 王安忆的创作策略 王安忆有个很有名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这可能是王安忆在写作生涯中逐渐明晰起来的创作理想，在《纪实和虚构》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实指，把这部小说的创作形式同传统的纪实手法相比，就可以发现：平常的生活情境取代了异常的冲突性和戏剧性，舒展、散漫的行为叙述取代了具体、紧凑的行为叙述，偏重于理念阐发的文体构架也取代了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体系的构架。我觉得，四不政策是王安忆对小说创作理性化的偏好，也是作者为解除传统小说文体束缚而作的努力。就《纪实和虚构》的内容看，“成长”和“寻根”曾是当代作家自觉的、群体化的心理认同。而王安忆只手便合拢了两个向度上的题材，而且弥合得精巧而缜密，这多少要归功于作家对小说理性化的清醒认识和大胆实践。从理论上讲，王安忆用逻辑力量、理性思想之类的硬派手段处理小说，固然成就了其干脆、明确的创作理想，却和我们所一贯能理解和接受的有感而发的感性创作状态相距甚远。但我们也该承认，文学艺术的表现力在本质上即是向读者传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为一定的感受（内容）寻找恰当的形式。我们以此为前提，来看一看《纪实和虚构》的创作手法，对应的是怎样的精神实质，或者反过来说，是什么内在原因促成了王安忆这样的创作理想。 小说中的“我”（在主体意义上是和王安忆本人大体重合的），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虽然从小在上海长大，却始终有着外乡人无根的焦虑感，庸常的生活和精神匮乏的时代，也带给她巨大的困扰心灵的孤独。为了缓解忧虑，王安忆在小说中一面细腻地记录着自己成长的历程，一面开始自说自话而又考据周密地修订家族谱系。小说从“茹”字一个姓氏入手，绝非什么文字游戏，从查阅二十五史到不远千里地实地考证，都透露着作家的良苦用心。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孤独”和“焦虑”，究其深层的心理根源，该是直面人类存在真实所产生的虚无和惶惑。的确，个体生命出生时，面对的是一个纷繁而又无始无终的世界。人脆弱的一生宛若流星，无因无果转瞬即逝，认识这一点会给一个敏感多思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压力。所以王安忆希望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找到自己的出处，恨不得能象《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一般，清清楚楚地标志着自己的因缘、来历。本来，人生于世，即使有前世也是幽明永隔，而血统强盛的英雄祖先在自己的努力挖掘下逐渐现身，这就增加了心理上“有来历”的踏实感，而且使人有了一种绵延不尽、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受。就象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起源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至陷入彻底的迷茫。”在寻根溯祖的过程中，王安忆依据史书，将个人的奇思妙想融入史实，又将对自己根源的寻找化为小说情节，这样一路写来，确实给读者带来不少新奇的阅读感受。最后，代代相传的血脉和自己的人生终于在小说结尾处接轨了，作家的喜不自禁不必说，读者仿佛也跟着她作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漫漫长旅。 当然，这只是基本的阅读层面，透过琐细沉冗的生活细节，透过汪洋恣肆的雄奇想象，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潮汐般涌动的悲哀，从始至终地萦绕在王安忆精熟的语言之侧。《纪实和虚构》可以是一个城市小孩成长历程中表露的委婉心曲，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却是人类所必须共同面对的先验命题，这是一个本初的、令人不安的疑问。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察觉到那絮絮叨叨的文字背后隐匿的情绪，是无以名之的创痛，是不可排遣的伤怀，实际上就是人们对自己生命存在真实境况的追问之后陷入的虚空心理。对于作家而言，求得解脱的方式是写作，写作是在孤独的状态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联系的焦灼的呼喊”。我们能够理解王安忆掷笔后那无比狂喜的“欢欣鼓舞的一刻”，但也同样知道，那只是焦虑得到释放的轻松，而非心灵找到福址的安然。同时那一辈辈的祖先，无论是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还是金戈铁马的壮美历程，与其说令人振奋，不如说是令人悲哀，因为他们更加映衬着现世人生的苍白贫乏。更何况这一切都是出自假想和虚构，按王安忆自己的说法，“追根溯源其实仅是一种精神漫游”，将生命的热望和执着寄于幻象之中，说到底，又是怎样的无奈和苍凉呢。 美国评论家西华尔在《悲剧眼光》中指出：“悲剧眼光将人看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者，赤裸裸的，无依无靠的，孤零零的，面对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各种神秘的力量，还面对着孤独和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如上面我们所分析的，无论是对家族血脉的追溯，还是对现世孤独的摆脱，已经包含了叩问生命本质的动因。联系西华尔的论述，我们就可以知道，生存的先验性和有限性，该是王安忆悲剧意识的最初生发点。《纪实和虚构》的创作，可以说就是基于人生与世界缺乏形而上意义的事实。王安忆果然没有混乱的主观愿望和激情，而对“一切非个人的、面向一切民族、全部文化以及一切悲剧存在”（尼采语），她没有精心地编织温情和悲壮，没有太多的情绪渲染。对祖先图谱的虚拟几近神话，不如说是现代人迷惘倦怠后的幻觉？而在小说中的纪实之用，也全然不是出自对琐碎趣味的偏好，而是出自对生活本身和内在律动的皈依。现在回顾“四不要”策略，王安忆摒弃语言的风格化、情节的戏剧化、技巧的独特性，一方面是出自一种以退为进的自信、世故和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沧桑的感悟而使创作手法归于平淡。王安忆的苦心揣摩，倒也没有白费心血，《纪实和虚构》中枝枝蔓蔓、又平缓又不安的叙事风格也许正是小说里所描述的生活的风格，——对应着那无穷无尽嘀嘀咕咕的快乐和烦恼，这样，形式和内容在小说中就有了一种和谐的对应，而“纪实”和“虚构”的创作手法，对于王安忆来说，便有了一种不容选择的必然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