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调小说不是现实生活的世界，而是个人的心灵的世界，那么个人的心灵我们将如何去衡量和判断？我还强调小说的世界是用现实世界的材料建成，那么作为创作者的个人是以什么原则去处理现实的材料？就是说创作者个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将如何解释？谈到这问题，我们似乎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里，虽然我早已声明过，小说不是现实的写照，而是独立的存在，但我们总是无法回避那个材料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创作材料来自于现实，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正视现实。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的情形，这情形是如何在我们不同的观照下，变换着形态，也就是与不同的个人产生不同的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不改变，那就是方法，我依然是以技术的方法，量化的方法，这也许是个太刻板的方法，于思想这样抽象的对象不合适，但我已说过，我们应当学习一些机械论，这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混淆某些事实。 现实世界是一个力量强大变化多端的世界，再是个别的人性，都无法脱离它的制约来认识它，就象我们时常说的，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所以要进行孤立的衡量是有难度的。认识的程度总是要受到某个时代的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左右，似乎很难给它标准。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初，作家张洁写过一个很短小的散文，叫《拾麦穗》，大概一两千字，写小时候的一段往事。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爱上了她们庄里一个卖灶糖的老头，她为什么爱这个老头呢？因为老头来的时候她可以用她拾到的麦穗换灶糖吃，后来她这段天真的恋情因老头的去世而终告结束了。这篇散文在当时非常轰动，我以为它对于中国文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49年到1976年，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总是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几乎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作为创作者的个人则被压抑着。因此，张洁这篇小小的《拾麦穗》，便以它鲜明的个人化而开创了变革的风气。我以为，《拾麦穗》在新时期文学里的作用要超过打头炮的《班主任》《伤痕》，因为它开辟的是文学本身的道路，而不仅仅是揭示了新的社会问题。但到了今天，文学的个人化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名正言顺，每一点个人性的小事都可见诸文章，日益增多的报纸副刊、生活类杂志又使这类小文章的市场迅速扩张，于是，在我们的文化空间里便充满着私人口袋里角角落落的东西。面对这种琐碎情调的泛滥，我们是否要对个人化的价值进行新的评定呢？ 我的意思是，个人的认识难免要受到它时代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这样变化着的评定对象，我无法制定一个绝对标准，所以我只能以对比的方式，来判断认识的水平和质量。我将列出几组作品，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下面，是不是有可能看到一个高度。我很难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结论，但我认为人的认识之间不排除有质量的高低之分。现在，在承认每一个个人都是合理存在的理论前提下，取消了所有的质量标准，实质上是取消了个人和个人的差别，结果是再一次的取消了个人，共性的前景又出现在面前，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所谓现代的假定之下。 首先我要提到的作品是复旦的老校友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伤痕》是写文革当中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母亲被错误路线打成了叛徒，她就和母亲划清了界限，断绝了母女关系，“文革”过去以后，母亲得到平反，继而又生了重病，躺在医院里面，她从外地回到上海来探望母亲，一路上的回忆和忏悔，回忆和忏悔的结果是她认识到文革是一个扭曲了正常人性和个人情感的罪恶时代。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得到了很强的社会轰动的效果，而且展开了公开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学是否应该大力张扬人性，个人的人性是否高于时代的需要。这样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幼稚的，可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它确实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在文学中的人性阶梯上，我们第一步看到了《伤痕》，它承认了母女的感情，同时控诉了那个离间母女感情的时代。距离不久，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最宝贵的》。这是篇很短的小说，王蒙自己的许多选集都没有把它收进去，可见它是不怎么受重视的。可是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它的故事和《伤痕》相似，也是写一个孩子在文革中与父亲的决裂，不过是由他父亲来回忆这件事情的，父亲为儿子的作为感到非常痛心，他觉得一个孩子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失去了用他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真相的本能，为了一个其实并不了解的抽象名义不惜舍弃与父亲的感情，他也控诉这个时代，但他控诉的是这时代将孩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同样的一个亲情决裂的故事，在《伤痕》中批判的是时代，而在《最宝贵的》中，则是批判时代里的人，这已经见出了高低，但还不够，我再要举第三个例子，就是《牛虻》。《牛虻》里面红衣主教和亚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再复述了。在这一对亲情关系之上，凌驾了真理，这是一个古典主义的命题，真理和血缘亲情，谁战胜谁？这时，又开始背叛人性了，父子之情在此时此刻呈现出它自私和软弱的性质，而对真理的服从需要更崇高的情操。这是我所例举的第一组作品，关于人性。 第二组，首先是张贤亮的小说《牧马人》。它写一个右派被发配在西北农村，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贱民，过着孤苦的生活。然后老乡们就张罗着给他找了个四川逃荒来的媳妇。此时的右派章永璘正陷于精神的绝境，由于自身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对自己对世界抱着极度的怀疑，看不清楚任何事情，完全失去了判断力。而就是这个四川女孩子，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只懂得劳动和吃饱肚子，抱着最基本的人生观念的女孩子，拯救了他的思想。这里有段脍炙人口的对话，大意是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你知道吗？”女孩子说：“犯错误怕什么，改了就行，咱们以后不犯了就是。”她使他回归到最纯朴的人性里，他一下子退到人的最初步，不再去多想，什么政治，社会，历史，人类精神，存在意义，他全都不去想了，他只面对一件最最初级的事情，就是：生存。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过一种诚实的生活。他向四川媳妇学习了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说服自己来解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在那种特别颠倒、混乱和纷繁的情况下，这种质朴的人生观不失为一种出路，可以把人带到初级阶段，一下子你面对的问题都是最初级的。我们考虑的问题再多么复杂，可是我们还是要吃饭，我们能不吃饭吗？那么吃饭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因此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人生最初级阶段，把所有意识形态的影响统统摆脱掉，也可说是一种进步。我们再看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天云山传奇》也是写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但接纳这个右派的是一个知识女性。这位知识女性显然不会使这个右派返朴归真到“犯错误就改，以后不犯了就是”的地步，那么，她是在怎么样的立场上来接受这个右派，又以什么样的思想激励这个右派？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天云山传奇》，它也没有说出什么太深刻的道理，没有说出什么太让人信服的道理，它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解释，其实相当简单，甚至失之浅显。可是我觉得它要进一步，它至少是企图在一个理性的位置上来解答人生的困境。它不象《牧马人》里的四川女孩，她是感性地来解决问题的，而《天云山传奇》则进步到理性的立场上了。现在，我又要谈到《复活》了。在《复活》里面，有一大批政治犯，都是知识分子，那么托尔斯泰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些政治犯的？首先，我要重申托尔斯泰的人生观，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罪人，而在这浑然不觉的罪人世界里，唯有政治犯是具有自救倾向的人。前面那两个知识分子全都需要别人来救他，他们只是受难者，而《复活》里的这批政治犯是有自救希望，他们不仅要救自己，这个世界还要靠他们。他们走向西伯利亚，走到流放地，信心十足的经受考验和洗礼，以求脱生为拯救罪人的圣者。在这三部作品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递进的过程，是否也说明认识质量的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