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在香港由岭南学院中文系，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1996年“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是一次颇富成果的大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新加坡、台湾和中国的学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也参加了大会。会上，有十九位学者提交了论文。 会议论文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一、从理论层面探讨性别意识与女性文学；二、从创作经验看性别意识与性别超越；三、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探讨女性文学的特质。 一、西方女性论述与中国妇女 第一个方面可以谭国根（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的论文《西方女性论述与中国妇女》为代表。文章谈到，女性论述，是性别论述和研究的一部分，所涉及的是女性意识的形成，及其与女性和女性身分的关系。女性论述并不限于女性主义观点。由于人类学的成果和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抨击，性别研究在晚近都集中在性别的文化成因、性别身分认同和性别的表述。正当学者都重视文化因素对女性意识的构成所产生的作用的时候，人类学家的发现却又提出了新的论据与观点。如亨利叶达·摩阿(Henrietta Moore)指出，文化差异只能用作解释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不能用作解释相同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她指出，男性意识是文化的产物，而女性意识却是自然的产物。 谭国根说，据此，那么女性意识的形成，是否也是基于生理和心理因素而多于基于文化因素呢？这似乎又要回到弗洛伊德“生理——心理——文化”三分而又相联的架构之中。但是弗洛伊德所注意的是单一文化群体中对“女性意识”的论断，他无意要作一种跨文化的论断。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学者（包括人类学者）要对“女性意识”作一种跨文化的正面论断，似乎也是不大可能的。他认为，心理分析学说对女性意识的出现所作的解释，可以填补个人意识倾向与社会文化关系之间的鸿沟。 谭国根认为，在中国文化里，自我人格的建立并不是建基于自我认同的构建。中国人的自我，是一个身心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文化里的自我，首先是一种身体自我，而非心理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儒家所论自我，是一种“角色”认同关系，不是自我作为主体的“认别”。当“自我”溶化为“角色”，自我在心理分析层面上不再存在。性别身分认同并不以弗洛伊德或兰西·楚多罗所描述的方式发生，而只是性别角色的实现。谭国根的观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男性的性别意识尚且成为一个谜，女性的性别意识就更无从讨论了。在儒家的论述里，女性的性别意识也是以角色去界定，这是一种附从的角色，而非心理分析层面上的“自我身分认同”的性别意识。 接下来，谭国根就鲁迅、茅盾、谢冰莹、沈从文有关女性的作品如《祝福》、《创造》、《虹》、《女兵自传》、《边城》指出，这些基本上都是描写角色变化、角色选择与尝试的过程，并没有回答什么是女性意识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打破角色的限制并不等于“妇解”，也不等于建立起女性意识，而是由桎梏走向混乱。小说家遇到的困难亦可以说明，以“社会伦理角色”去定位“性别意识”，大概是一个不大可能的方向，因为社会伦理角色是不定而且多变的。 二、性别论述与性别超越 台湾作家马森的论文《从写作经验谈小说书写的性别超越》代表了会议第二个方面的内容。马森结合自己创作长篇小说《夜游》的经验谈到，超越性别的书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一个通常的现象。他因为必须进入女主人公汪义琳的心理世界，的确看到了一些以前所没有看到的问题，如女性的“守贞”，如同性恋问题等。 还有两篇论文也涉及到作品中的性别论述与性别超越的问题。王璞（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在《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从话语规则的角度看张爱玲的小说》中谈到：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它提醒了文学中女性的自立、女性的地位，而是提供了解读文学作品的又一视角。当一位优秀的女作家在她笔下再现自己所体验到的世界时，她所表现的不仅是自己属于的这个被淹没的失声集团的声音，也会同时表现出主宰集团的声音。这两种声音的重合与交迭，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张爱玲的小说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文本。 余珍珠（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女性主义论述》谈到，同样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去解读《红楼梦》，也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有人强调《红楼梦》中浓厚的妇女解放思想，也有人认为《红楼梦》只是表面上同情妇女，实则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妇女的歧视。宝玉出家，也意味着女性是男性精神自由的绊脚石。作者认为，这些论点不无道理，但大致上犯了同样的误差，那就是：1.把叙述的主体性过分固定于一人身上，2.忽略了文字的戏谑性和自嘲性。 余珍珠认为，将性别看作是物质差别与语言建构的交汇点，这比较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强调语言在建立价值观念上所起的根本性作用，这有助于我们阅读《红楼梦》文本中呈现的错综复杂的意念，特别是关于妇女性别差异的意念。她说，从《红楼梦》中人物的双性倾向、人物的衍生和人名的连锁、谐音、贯串呈现方式，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作者正是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正名”观念，以隐蔽而具体的方式提出大胆的挑战，同时对自我的内心结构进行无情的解剖。通部《红楼梦》是由自省自悔而又叛逆反抗的矛盾话语交织而成的。作者并不仅仅以女性的高洁形象自况，也不只借女性的声音去悲叹人生之无常，更不只是以男性的眼睛去欲望女人，而是尝试塑造多元的主体并从根本上质疑社会文化对男女性别所附加的价值观。在某一层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是一部质疑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的小说；不过它的含义还不止于此，而是在文学话语中进行了象征价值的颠覆和重建，从而显示，文化中的必然只是偶然，语言只不过是一场命名的游戏，永远不足以掌握一人一物一性的实质，更遑论捕捉人生的真谛了。作品既体现了作者内心断裂追求完整的自我挣扎，也呈现了个人主观意志和社会要求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