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文坛上最后一个热点不是戏剧大师曹禺的逝世,也不是那个热热闹闹的作家大会的召开,而是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的一系列争论。如果这场争论仅仅涉及到一个作家的个人名誉,我想不应该会引起作家们那么广泛的参与热情,一部新问世的中国小说,因为其某种因素(或题材、或结构、或叙事方法、创作风格等)与某部外国作品相类似,是否就能怀疑其独创性的可靠程度?这种来自作家的疑虑,可以说一直笼罩着“文化大革命”后的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1985年以后,成为作家难以言状的心理障碍。这里将涉及到比较文学领域一系列专业性的讨论课题,比如,在世界格局下的中文写作,是否有可能出现纯粹“独创”的个人风格?如何解释中国文学创作中大量存在的单纯性模仿与接受外来影响之间的不同价值内涵?影响研究的传统论证方法是否还能解释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等等。自然,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遭遇的相应问题引起的困惑要切实得多,也具体得多,越来越模糊的文化国境线已经使他们无法分辨自己的创作里哪些是属于纯洁的民族性,哪些是掺杂了外来文学的因素,所以,保卫《马桥词典》成了当代作家自我维护的集体无意识,即使他们面对的不是批评者“揭发”性的指责和大众传媒的商业性“炒”作,他们也想在接受外来影响的事实行为方面得到一种公正的说法。 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相比,《马桥词典》名誉受损的问题并不显得重要,这场对《马桥词典》的诽谤背后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即指责《马桥词典》模仿或抄袭《哈扎尔辞典》并不是出于学术上的求真热情,而是出于文学观点分歧而发泄批评者的内心嫉愤,学术问题在这儿不过是一件批评道具。那篇题为《精神的匮乏》的批评文章里,真正表达批评者原意的是这样一句:“在这位名叫帕维奇的塞尔维亚作家面前,中国作家韩少功无疑是一个模仿者。但遗憾的是,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序’和‘后记’中,帕维奇的作用根本就没有被提及……”[1]前一句的指责只是为了后一句嘲笑韩少功的“崇高理想”才设计的,正像前两年有的批评者在嘲笑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时指责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女儿送到西海固去受苦一样,只能当作一种批评者不负责任的人身攻击,本是不值得去较真论辩的。但因为这种人身攻击是借用了学术的外衣,触动了上述困惑着当代作家的理论背景,才使这场辩论超越了“马桥”弹丸之地,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天地。 《马桥词典》发表于1996年《小说界》第二期,《哈扎尔辞典》的中译本发表于1994年《外国文艺》第二期,两者除了都尝试用词条的形式写小说外,文本的展示上并无相似之处。所谓“模仿”,通常从比较文学专业的理解而言,是指作家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尽可能地迁就另一作家或作品的创作个性的创作行为。模仿对象可以是整个作品或只是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只是某个作家的主要风格及技巧[2]。模仿对象和模仿行为可以有多种多样,但鉴定是否模仿之作,主要标志是看其是否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个性而迁就他人。这对于一个较有成就、并且已经形成自己独创风格的作家来说,鉴定并非难事。《马桥词典》除了叙事形式上有所改变以外,其表现的内容未脱韩少功一贯的知青时代积累起来的生活功底,其展示的描写细节,无论平实还是怪诞,也都是从《西望茅草地》、《爸爸爸》、《昨天再会》等一路延续而来,《马桥词典》并不是一部从天而降的奇书,马桥也没有展示异域的民风民俗。从其选用的词汇、语言等特征来看,只要熟悉少功文体的人,不会对这部书的创作个性发生怀疑,因此,从这部小说的描写内容、描写细节甚至选用的词汇语言上来鉴定其模仿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可以被排除的。 唯一可以讨论的是两部小说在叙事的展开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即两者都使用了词条的形式来展开小说内容。我这里用“词条”而不用“词典”来限制两部小说的相似的叙事特点,主要理由是我并不认为《哈扎尔辞典》是一部用纯粹的词典形式写成的小说。我不知道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是否完整,如果是全译的话,那么小说文本作为一部“辞典”是不完整的;我也不知道塞尔维亚语言里“词典”一词是否含有独特的理解,如果仅以中文理解,这部小说的文本不过是使用了一种三教合一的资料汇编形式,来描述一千多年来人类探寻某些历史神秘现象的冒险历程。小说中的《哈扎尔辞典》具有双重的意义。一重意义是作为小说情节枢纽的《哈扎尔辞典》,这是一部中文译名《科里斯辞典——论宗教》的拉丁文词典,书中记载了八至九世纪发生在哈扎尔王国的一场宗教大论辩有关史料,这本书相传是由当年哈扎尔大论辩的主要参与者阿捷赫公主遗留下来的史料,经过了各个教派的补充和篡改,终于弄得面目全非,真相难寻,1691年经出版商整理、编撰、诠注和出版。但一年以后又遭到天主教载判所下令销毁,只有两本免于劫难。十七世纪三大教派(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研究者几乎从各自宗教文献里都查阅到这部辞典的原始文稿,即这本辞典的雏形。但由于这本母本已经销毁,后来者无从寻找。小说写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教学者苦心孤诣寻找《哈扎尔辞典》而终一无所获,其中一位学者相传已经获得此书,但只是一把古老钥匙,并未打开所有秘密。整部小说就是围绕了这部辞典的产生、编撰和寻求而展开,但这部辞典始终没有出现,就像是张承志的小说《金牧场》里的“金牧场”。第二重意义是帕维奇自称他的小说正是这部神秘文献《哈扎尔辞典》的子本,他不但补充了二十世纪三大教的研究者继续探索哈扎尔问题的过程,而且根据三大教派文献分门别类地编撰起三册内容互相矛盾的说法,可以提供读者各取所需地阅读。所以作家把这本书称作为“一本十万字的辞典小说”。可是我们必须澄清两点:其一,这部小说里真正涉及到哈扎尔王国改宗灭国的史料很少,只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而且莫衷一是,大量保留的倒是后来研究者与魔鬼纠缠的传奇故事。这与小说里称这部《哈扎尔辞典》为“数百年积存下来的关于哈扎尔人的大量资料”、“把与捕梦术有关的一切事物,同那些最了不起的捕梦者们的传略和他们的卤获物的生平搜集拢来,编纂成《哈扎尔百科全书》”、“几十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各种各样的名词”[3]的说法大相径庭。其二,这部小说所列的词条,一共为十八条,三大教派文献平分,每卷六条。其中只有一条是有关语言的词条,即绿书里的“库”(哈扎尔语:水果)。其它全是人物名字,其中三卷里重复出现的是可汗和阿捷赫,有一卷里介绍到大论辩中的一个人物基里尔。也就是说,真正涉及哈扎尔大论辩史料和传说的不过就是这八个词条。这似乎很难构成一部真正意义的有关哈扎尔历史的辞典,更准确些说,这是一部用词条形式来分章节,以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觉来展开文本内容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