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性文学”本身是一种相对的存在。人类世界由男性和女性构成且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任何艺术活动都不会与之有须臾的分离。比较狭义地讲，“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参与操作的女性生活为内容的文学创作，虽然，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并不鲜见的文学景象。“女性文学”之所以成为话题成为概念，显然是经历了文学演变中女性化特征逐渐聚拢和浓缩的过程，此种女性化特征，从客体方面指作家所面对的女性生活、女性人物，从主体方面指作家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及审美方式、话语方式等。因此，把握当代女性文学的流变发展，鉴赏与批评当今女性文学创作，都必须依傍着整体文学迁延的脚步，以认识女性文学独特的生存背景和性别觉醒的历程为前提。 系统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出现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对女性文学天才以极高的评价，并对女性创作以“正宗文学”的定位： 中国文学的变迁，总不外两种趋势，便是婉约和豪放。无论哪一种文体，都可概括在这两种作风里面；无论那一时代的文学，总不能自外于这两种趋势的圈套。就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讲，婉约文学又往往为文学的正宗，而豪放则被称为别派。 女性的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的天国里面一个最美丽的花园…… 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作才能更像样，——如其我们这样想，而且觉得事实上的确不错，那末，我们尽可以说女性文学实在是文学正宗里面的文学正宗。 因为中国文学是倾向婉约温柔方面的发展，而婉约温柔的文学又最适宜于妇女的着笔，所以我们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这句话不见得大昏吧。[1] 就古代文学来讲，以上说法大体公允，肯定了女性的文学天赋并划入正宗文学的范畴。既便如此，女性在整体创作的质与量上仍远不如男子，女性远没有尽展她们的文学才华，这是缘于男权中的社会的重重压迫，“她们是闭锁深笼的小鸟，她们是埋藏地府的宝石，地位愈珍贵，行动愈不自由，天才愈不易发展。”[2]极少数显露才华的女子，其诗词韵文创作的内容不外乎排遣精神苦闷，抒发感情幽怨，从真实的心灵体验出发，倒也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其风格大都清丽婉转或缠绵绯侧。 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迄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人的觉醒”的时代总主题，女性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审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文学精神上与时代进行着勾通，即反抗封建礼教束缚，高扬个性解放的精神旗帜。但是，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真正能够迈出闺阁，一闯天下的女子实际为数极少，大部分女作家囿于自我，没有建立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对古典的超越主要表现在认识自我处境，寻找自我出路，并大胆发泄自我情绪，在自我精神漫游中逐渐增强着女性自我意识。创作格调上，一方面承续着婉约温柔的文学传统，同时也更趋于敏感、矜持、倔强。在历史必然性的推助下，现代女性文学进行了坚韧不屈的跋涉，文学成就斐然。 一个历史转型期，面对旧的破坏与新的临盆，正宗的文学传统正在解体，时代文学风格由婉约向豪迈作整体性变动，在这一时代潮流中，首先冲出重围的女性作家是丁玲，她卸下闺秀作家的盛名，以决绝的态度走上社会斗争的十字街头，她毅然舍弃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柔弱情感，告别了女性作家所向往的“蕴藉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艺术境界，以格调高亢豪壮的艺术创作介入时代社会变革运动，她宣称“苦难中的中国女性之英雄主义，甚至比男同志们的还要坚定得多。”[3]丁玲的从婉约到豪迈，意味着现代女性文学的全新突破，是女性文学从女性自我走向社会民众的一把标尺。 在女性追求人格、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人权之时，往往是以失落女性自己为代价，女性文学创作中关注外在与忽略自我，视野的超越与性别的失落，构成一种恒定的矛盾困境。一直持续到当代“十七年”，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因着女作家独到的艺术触觉和女性化的语体表述而成为当时文坛令人侧目的优美佳作，建国后十七年，崇高风格一统天下，处处充溢着时代最强音，这样明媚秀丽，一清如水的女性创作成为一种变调，虽不足使文坛轰鸣的单一音响得以改观，却也以婉约优美对应于崇高豪放而弥足珍贵。遗憾的是，十七年的女作家并没有自觉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刻意去锤炼自己特有的女性话语，作品中所包含的女性文学内容，不过是女性天性的无意流露而已。相反，许多女作家竭力摆脱天性的纠缠，放弃自己的优长，努力向英雄主义靠拢，以取得时代的认同。满以为去掉性别特征就是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实在是十七年妇女解放的一大误区，其结果是导致“文革”中不伦不类的“女英雄”、“女铁人”的出现，在人性失落的年代，女性的失落更是在所难免。 追随着新时期“人的自觉”的文学潮流，女性文学开始解冻、复苏，在持续统领文学潮头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女作家们用她们柔韧的笔触，泻泄着倍受压抑与凌辱的女性情感，抚慰着一代女性所遭受的灵魂伤痛。在这一历史转型期，中国文坛正与时代和社会同步，经历着旧的裂变与新的生长，并奇妙地回复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种种文化命题。当代的女作家们也真如当年的丁玲、萧红们那样，既关注女性命运的变幻，更倾心于开拓和表现变革中的外部世界，她们更多地以社会角色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对人性失落的深刻反思，她们力求在推进社会的同时推进女界人生，在属于民众的同时属于女性自己，新时期成功地拥有这两方境界的女作家有张洁、谌容、王安忆、张抗抗、张辛欣、航鹰、竹林、铁凝、王小鹰、叶文玲等等，她们以其冷静、深邃，不亚于须眉的理性思考，卓立于新时期文坛，深广的忧患意识与清醒的理性光彩甚至多多少少遮蔽了她们的女性色彩，但无疑，这种大家风范与智者气度，是中国女性人格尊严与人格理想的真实写照，是对本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全面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