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某些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确立上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向：它们注重个人性的表达，注重生活与精神的质朴方面，注重表现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中那些朦胧琐细的思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显示出一种与这个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不甚相称的性质。最明显的说明，就是这些小说的主题往往受到质询，就象胡风所批评的，因为人们已经过于习惯那种明确的、结论性的主题陈述，以至那些“在作品里面看不到‘结论’就惊慌失措的批评家也许要用显微镜来寻找‘主题’”[1]。迅雨对于张爱玲的批评，萧红、路翎等人所受到的指摘，都是这样的实例。这些小说相对偏离了那种关乎政教得失与人生教诲的小说观念，在叙事学意义上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师陀有篇小说题名为《三个小人物》。小说写的是“时代巨轮”下小人物的人生，他们庸常，停滞，甚至走下坡路，可是又质朴天然，包含着对于命运的敬畏、屈从与肯定，在无意义中消耗生命或被命运所毁灭。叙述者以一种糅合了讽刺与悲悯这两种在感情态度上相互背离的语调来表现动荡的时代所造成的人间世事的迅速更迭和人生悲欢的变幻不定，在这种语调里，那种英雄美人故事常有的夸饰、波折以及最后的团圆或破裂结局都被取消了。如果不是在一个生活十年便“等于我们的祖先活一百年”的剧变时代，这样一种人生形式或许不会为多少小说家所注意。集体性地表现这样一种平凡的人生，应该说是时代所提供的一次写作机缘。但趋向于认可普通平凡的生命形式，发现并且肯定其中蕴涵着特别的生命力，这在创作中往往呈现出一种矛盾状况：一方面是对蕴藏于平凡的无意义生活中的某些特殊意义的发觉与肯定，另一方面则又对此露出疑虑甚至是批判的锋芒。一方面是对于平凡人生及其意义的发现，一方面又对此有所存疑与背离，如何使这两种有所冲突的力量尽可能统一，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意味着一种小说观念与趣味的选择。 “回忆”与“对照” 如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那样以论说的语调随时发表作者的见解，或许并不是理想的办法。这里也许用得着当时人的一种解答。据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应有一种挂念：使自己成为‘人性的’，也就是‘平凡的’。当他真能达到平凡的境地，也就是他最能表达出他的个性的时候。但如果这种平凡是毫不费力地得来的，那就可以证明其人并非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一件艺术品的产生往往为求得两种相反的因子或是两种相冲突的力量的调和，一件艺术品中的美与力在于作家对自身浪漫意识的克服。”[2]这种说法与数十年后汪曾祺所言极为相似。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3]说这话时的汪曾祺已是相当成熟的短篇小说家，而他早期的小说虽然大多以回忆为基调，可他所写的生活与他的感情却还并未来得及“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粗略地说，在回忆中渗透了一点忧郁与感伤，可是并不夸张；以平凡素朴的情绪去描写那些正与这情绪相称的人事，而同时又于描写中表达出写作者的个性，包括作家个人的气质个性与其小说的形式特征，这不仅是汪曾祺早期小说的特点，而且也正是这一时期的这一类小说的共同特征。 1946年从昆明到上海后，汪曾祺陆续发表了一些以昆明与故乡生活为背景的短篇。这些与众不同的小说，尤其是他对意识流的试用曾经颇激动了后来的不少研究者，从这里人们似乎发现了那种被命名为现代主义的东西。对此，汪曾祺本人的看法是： 我的一些小说不大象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大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大真实，我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开展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 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复仇》就是这种意图的一个实践[4]。 他追求的是实行小说观念的“冲决”。他那尚未成熟的观念其实也同样渊源有自。其冲决的依据与灵感，汪曾祺自认来自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和废名，以及契诃夫和阿左林[5]。从他认为意气最相投、启示最具体的那些作家那里，汪曾祺体会到了什么呢？ 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他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于是才有了真正的短篇小说，现代的短篇小说…… 阿左林……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6]。 这里所谈的体会，实际上包含了《短篇小说的本质》中他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认为小说应该谈生活而不是编故事，小说的技巧尤其是制造戏剧性的功夫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要有真诚的生活实感和独到的感受能力，能表现生活本身的美——这与张爱玲那番关于“参差的对照”的议论极为相得。张爱玲虽然主张小说应当是个故事，可是她所写的故事却并不是关于超人的事，而是现实人生的安稳、和谐的一面：它崇尚美而非力，它合乎人性，因此不宜于“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应当用更近事实的“参差的对照”的方法，即不以强烈的戏剧性的完成来刻画“彻底的英雄”，而是以不甚集中的生活小事来描写“不彻底的凡人”。不过，即便是基于这样相似的小说观，汪曾祺、张爱玲以及那些真正在回忆童年往事的小说家，却有着并不一致的实践路向，其“回忆”与“对照”的运用，也呈现出并不统一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