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大气的风俗画 阿成的名扬天下似与他的风俗画小说有关。老作家汪曾祺曾如此评论他的获奖作品《年关六赋》，说：“看了阿成的小说，我才知道圈儿里，漂漂女，灰菜屯……可以这样说：自有阿成，而后世人始识哈尔滨”。[1] 偌大一个哈尔滨，自身的传动能力竟然抵不过阿成的一支笔，这个赞誉确实够高的了。不过只要细看阿成近年来的创作，你不但会赞同汪老前辈的见解，还要发展他的见解。因为阿成不只让世人知道了哈尔滨是怎么回事，还让世人知道了北大荒是怎么回事。阿成正在广阔的地域里制作着风俗画。 阿成的精神实在可贵。新时期的作家有一种浮躁之气。他们虽然愿意寻找自我，但又总爱在眼花缭乱的追求面前丢失自我。阿成不然。他虽有北大荒人的迟顿——接触新东西较慢，但又有北大荒人的优良品性——一旦认准了好道，便能坚持不懈地加以实践。《年关六赋》的成功使他坚信一个真理，所有成就巨大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把生身之地当作主要摹写对象的。肖洛霍夫写顿河，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小镇，老舍写北京，池莉、方方写武汉……[2]于是他坚持要写哈尔滨、北大荒。近年来，我们就真的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视域更加开阔的北大荒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这里有长白山余脉“白山王气、黑水霜雪”的奇观景象，也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神秘诡谲的图画。有满族人慓悍的民风，又有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友好的仪仗。在《与魂北行》中阿成让我们见识到了一百年前齐齐哈尔的城市风光：“四周的城墙是用粗笨的木栅栏合围而成的，高达数丈，尖顶，犬牙般参差，狰狞。”当年这里有一种游戏，名曰“斗残”：“赌徒相互对视，用刀，手刃自家的手指、胳膊、小腿、大腿、或割出血，或下片肉，或一刀剁下来。面不改色，亦说亦笑，怯者输。翌日即离城，远路流浪”。此间情景不但域外之人，就连现今的北大荒人也未尝听闻。读者从这些文字更感受到的不单单是野性的力量，更是一种豪勇。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阿成的风俗画小说处在一个较高的档次上。他不像那些浅尝辄止的作者那样仅仅展览耸人听闻的风情习俗，而是努力在奇异的背景中写出整个地域的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格，具有真正文化学的意义。阿成的思索空间很大。这些年他曾多次发问，北大荒人地处边缘，但为什么会几度入主中原，最后一统九州江山。回瞻肃慎子孙们的业绩，他握住了开启历史之谜的钥匙：创世者的精神、王者的气慨。为了在世人面前活现北大荒人的形象，他们的人格特征，近几年来他一直就在描写那些彪形大汉在蛮荒、凄凉、恐怖的环境中的苦斗。《与魂北行》写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大臣李金镛赴漠北开边开矿的事迹。队伍从沈阳到漠河跨越几千里，坐着狗拉的爬犁行进。前有迷天的暴风雪拦路，后有成群成群的饿狼追捕。作者启用幻象，让我们看到一队队“由三四十个骷髅组成的死神之旅，穿着黑色的长裙，戴着黑桦树皮做的尖顶帽子，在暴风雪中姗姗而来。”他们是这条道上一批又一批的前行者，当年被寒冷的死神冻僵，或坐着，或跪着，成了硬硬的石头，最后又遭到饿狼的撕咬和吞食。然而令人感佩的是无数后来者，明知死亡在即，都仍然义无返顾地指向遥远的边陲。终于在长长的国境线上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市镇，使荒凉的黑龙江走进了现代化的行列。《狗皮帽子》在类似油画的雄浑壮阔的背影上突现了一个北大荒人同暴力、死亡、屈辱的斗争。在和几十个同伴一起打死了二百多条精壮吃人的野狗后，在同伴全部倒于血泊之中，只剩下他一个人之后，他提着硬木棒向两个端着枪、逼迫他们进行这种拚杀的日军走去。他要给侵略者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这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王者形象，它定格化地、集中地展现了北大荒人傲岸不屈的伟大人格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本尼迪克特曾说过，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在自身巨大潜能弧上所作的局部选择，都适合于他们在此域的生存。[3]北大荒人所以能成为寒冷、蛮荒之国的永久居民，并创造了从边缘走上中心的奇迹，靠的就是这王者的气魄和力量。阿成能在北大荒的风俗文化的背景上写出北大荒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这表明，他是并不多见的文化小说的高手，他把风俗画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上。 温热的现实主义 阿成有点生不逢时。到了不惑之年，刚刚驰名文坛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文学的自由给文学带来了大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以他们年轻人的敏感、蓬勃的朝气、还有集团军的作战方式迅速把新写实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传统的现实主义象老海碰子手中那杆锈迹斑斑的钢枪一般被踢到陈旧的仓库里。就连池莉、方方、刘震云那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都执著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而把自己跟传统的现实主义划开了界限。阿成在这种环境里写作，简直等于把自己送进了“炼狱”。 好在阿成有成熟年龄的自信。外国那些东西他一点也不生疏。从小就生活在哈尔滨的白俄流亡者中间，还受过整整三年的基督教文化教育，阿成对它们的优越性比无论哪一个青年作家都有更深切的体验。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轻易地成为外国最新东西的俘虏。使他拒绝选择的是如下一种文化信念：中国和西方差着整整一个社会类型，我们还没有进入后现代。因而操作那些话语是“超前的”，是“伪的”。[4]他宁愿把脚跟站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跟中国老百姓说点贴心话，并通过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召唤有良知的人去作一点实际的解决。 阿成像一个纯朴的北方庄稼汉，他怎么说就怎么做。纵览他近些年的创作，其大部分作品都是贴近现实的。并且他对社会在裂变中产生的问题总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即使涉足历史及国外题材，他也要找到与现实的对话点。而他那刻画人物的精微的写实手法、塑像能力，更给他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涂上了浓重的色彩。 令人称道的还有，阿成在坚持写实时注意形成自己的特色。他不似那些以鞭挞丑恶为特点的现实主义，也不向新写实的明星看齐，他不追求任何轰动效应。阿成甚至很少把笔墨分给那些官场人物，至多送上冷蔑的一瞥。他从写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限。在他笔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那些生活的弃儿、边缘人、官场社会和科举制度的下手。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生活窘困，人格萎缩，艰难地挣扎在时世中间。别看阿成对冷漠的人生极尽挞伐，可对这些无助的小人物却十分宽厚。他总是抱着同情去写他们的悲哀，因而其现实主义就较别人多一层温热。在这些作品中《人生写意》简直精采至极。小说的主人公即《年关六赋》里的父亲。他的宽厚、善良在《年关六赋》里便有闪现，到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显影和扩大。其实父亲原不窝囊。年轻时期他也曾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新潮人物。只是经过一次“左”倾文化模式的定位和一次真爱的追求失败后，在悍妻型的家庭管制之下，他的精神才开始萎缩、人格开始崩塌。以至凄凄惶惶、胆胆怯怯，成为别人生活中的影子，连工资都不敢留一分，连父死都不敢去吊孝。父亲由精神到人格的死灭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悲凉意味，也留下了无穷的文化思索。而作者从“儿子”的叙述口吻给予父亲的理解和同情（希望生活能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挺起胸来去爱自己的真爱、去走自己终生都梦想着的路），更让我们的灵魂震颤。在无限赞叹小说的人道主义热肠之余，我们和作者一道相信，这样的小说可以“与世长存”。[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