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随想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燧石的敲打，其所蕴含的不朽的文献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越来越闪耀着熠熠的光辉。其中，给人最大启迪和教益的是这部作品所展示的巴金老人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史，是巴金老人所启示的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道路。这是巴金晚年给我国人民和我国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 高举反封建的旗帜 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走着极其艰难的道路，在它身上一直重压着封建专制这座大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历史，是封建专制吃人的历史，也是封建专制限制、压迫、剥夺和摧残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历史。在封建统治者眼里，是从来不存在知识分子的尊严、价值和人格独立的。封建专制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最大障碍。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人格的独立，要获得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其根本的前提是必须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坚决肃清封建专制的遗毒。这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历史任务。《随想录》的不朽的历史贡献，正在于它尖锐地反封建的光芒。《官气》有力揭露了封建专制遗毒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程度，深刻剖析了官僚们的丑恶嘴脸和危害性。文中写道：“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感觉特别敏锐，即使披上革命的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 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作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1]这正是我们的可悲的现实。这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遗毒的表现。《一颗核桃的喜剧》揭示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另一种封建专制遗毒的表现，即有人喜欢充当送核桃的皇太子及其羽翼下培植的吹牛拍马者。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热衷于搞封建专制的大大小小的当权者喜欢充当那个送核桃的皇太子，也有许多人只是肉麻地歌颂送核桃的当权者的“英明”和“恩德”。《小人、大人、长官》提出了不要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把人民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一两个人，不要迷信一两个人。巴金指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某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2]迷信当官的，特别是只迷信一两个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心理，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悲剧。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总是把自己视为救世主，我国人民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这样的救世主，盼望真的有什么救世主。过去是迷信皇帝和“清官”，解放后又迷信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并不是人民的救世主，人民也不应当迷信他们。人民一旦迷信自己的领袖，领袖一旦也接受了这种迷信，领袖和人民的关系便会出现历史的倒退，甚至会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明确提出了继续高举反封建旗帜的问题。巴金尖锐指出，“五四”运动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五四”提出的反封建的战斗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封建的毒素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还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3]这个思想在《一个核桃的喜剧》中也表达得十分清楚。巴金指出：“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毒素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4]类似的篇章还有很多很多，从而构成了一部雄壮的反封建的进行曲。这是《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充分反映了巴金的良知、勇气、深刻的判断力和凝重的历史责任感。 巴金在《随想录》中尖锐提出和反复申明的继续高举反封建旗帜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切中时弊、切中要害的问题，是我国人民和我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正如巴金老人所深刻指出的，带着封建毒素是无法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的。我们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否则，不但不会有我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也会步履维艰，甚至会成为海市蜃楼的一种幻景，是无法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的。 与“奴在心”意识彻底决裂 我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不但是从封建专制遗毒下的解放，也是自身精神和心理状态的解放，是从奴隶意识回归到自我意识的解放。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的严酷统治和封建统治者倡导的奴化思想的教育，我国历代知识分子一直承载着沉重的历史重负，严重地存在着“奴在心”的依附别人的奴隶意识。他们的最高理想、最高的人格境界，也不过是“士为知己者死”，以当封建统治者眼中和手中的千里马，以被封建统治者所赏识所器重为光荣，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为人格的最高境界。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贡献一切，牺牲一切。这种“奴在心”的附庸心理，腐蚀着我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缺乏人格独立的意识和要求。这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沉重的精神负担，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实现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巨大障碍。如果说，历代的封建专制是从政治上、社会条件上剥夺和摧残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祸根的话，那么，我国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奴在心”的附庸心理则是我国知识分子无法获得人格独立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是我国知识分子自身酿成的历史悲剧。正是这种“奴在心”的附庸心理，使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上解除了人格独立的精神武装，抛弃了人格独立的追求。巴金不但身体力行地高举反封建的旗帜，而且对“奴在心”的意识作了最深刻最彻底的反思，自觉与这种附庸意识决裂，为我国当代知识分子抛弃“奴在心”意识树立了一面光荣的旗帜和卓越的风范。这是巴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才完成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十年，巴金虽然怀着哀其不幸、惜其不争的忧患意识，塑造了高觉新、周如水、汪文宣等“奴在心”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却未认识到自己也严重地存在着“奴在心”意识，也是一个“奴在心”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扭曲了许多人的灵魂，使许多人沉沦，甚至变为魔鬼和野兽，也唤醒了许多人的灵魂，使许多人警醒和成熟。巴金老人即是被唤醒的一位。他从这次浩劫中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走向了抛弃“奴在心”意识的思想解放的道路。《随想录》真实地记录了他由“地狱”走向觉醒的过程。《写真话》反省了在那场浩劫中他不如王西彦清醒。文中写道：“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务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帐，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绝不让自己再犯错误。”[5]但历史教育了巴金，使他逐渐从“奴在心”的意识中猛醒过来。《究竟属于谁？》开始反映了他的这一觉醒。文中写道：“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直上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6]《十年一梦》进一步完成了由“奴在心”向自我觉醒的飞跃。在这篇作品中，巴金最终完成了由“奴在心”到找回自我、恢复自我的尊严和人格独立的艰难历程。他说：“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我自称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自己身上了。”[7]写得多好啊！巴金老人由“奴在心者”到“奴在身者”再到回到自己身上的精神磨难历程，他所实现的精神和人格的这一历史性飞跃，对我国人民和我国知识分子该有多么重大的启迪和教益啊！我国的历史的进步，我国人民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格独立，是多么需要有更多更多象巴金老人一样艰难地而又是坚定地打碎“奴在心”的精神枷锁，回到自我身上，回到自我价值、自我尊严、人格独立的道路上啊！如是，就不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也不再怕林彪、“四人帮”之类的人物出现了，因为他们不再有市场，不再有让他们踏着身子往上爬的奴隶了。我国历史的进步，我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强烈呼唤我国人民和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迫切需要有更多更多的人，走巴金老人所启示的道路，挣脱“奴在心”的枷锁，朝着人格独立的路上迅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