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晚生代”命名的尴尬 丁：我们先从“晚生代”作家的命名来谈起，这是批评界对一批60年代出生，90年代写作初露头角的小说作者的命名。其实这一命名是缺少理论规范的。 费：也是不得已吧。因为急于要走到创作前面，打出一种招牌和旗号，招罗一批作家，所以一时也就顾不上什么理论规范了。晚生代命名的尴尬，就在于它仅仅借助一种时间观念，强迫这些作家就范，从而造成一种虚假的“宏观”现象。至于这些写作者的个人特点，他们所有的长处和短处，一概被抹杀了。 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80年代吧，有个“宏观批评”，它后来导致了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批评家关注创作时不再关注个体的独特性，而是漫天撒网，动不动就拉出一批流派来，这种现象到了90年代愈演愈烈，批评的轻漫和随意性也愈来愈大。 费：如果批评在80年代还有创作实际作为依据的话，到了90年代，这种依据也基本被取消了。批评越来越放肆，作家越来越成为“命名”者手里的玩物和牺牲品。“晚生代”似乎也免不了这个结局。 王：以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群的标准，是90年代平庸的文学产生的现象。现在不仅有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还有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的提法。文学创作和年龄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一个30岁的作家和一个70岁的作家在创作的内在精神气质上可能非常相通，有时候同辈作家之间相差却非常大。要说“晚生代”果真有什么相似之处，除了年龄恐怕还是年龄。 费：60年代出生的苏童、余华、格非等人，为什么不是“晚生代”？可见靠年龄划分是靠不住的。 丁：即使是60年代出生而且又被划进“晚生代”的作家，他们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无论从创作思路，还是创作手法，甚至小说的叙事观念，包括他们写作的文化背景、所接受思想思潮，都有不同之处。如果要分析“晚生代”，不能从概念出发，而是要对他们中不同的写作个体进行细致的分析。 费：从个体出发，从具体作品出发，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都能够大体上比较客观地反映90年代文学的一个层面，以及这个层面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潜存的危机。 王：有人说，90年代的“晚生代”小说，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认为他们只专注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经验，是排除理性的，有一种“私小说”的性质。其实这些作家中，比如毕飞宇、徐坤、刘继明，他们的写作并不是建立在所谓的“私人经验”之上的，理性色彩相当浓；他们并不排斥形而上的审视，不排斥那种“伟大叙事”，也不拒绝“与文学史对话”。所以“晚生代”小说不能以“个人化”作为存在的依据，连“个人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今天的文学现象，我也不能不表示怀疑。 费：你的感觉是对的。“个人化”写作对于“晚生代”中的作家，有不少是误植，它被描绘成某种“共同”的文学流向，是不确切的，也是虚拟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人化”的背后是“边缘性”、“意识形态疏离”、“非公共性”等等“后现代”理论语码，因此“个人化”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一种“后现代”时尚。这样“个人化”也已不再是文学的个人审美取向，而是变成了集体性的文化仿制，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不是为了更接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与别人混同起来。” 丁：“晚生代”作家，也不是“后现代”理论可以囊括的，如毕飞宇、刘继明、鲁羊，还包括何顿、刁斗，他们尚保留了人文价值追求的向度，而且有的还比较强烈，他们介入当下的现实生活、介入社会的写作理路也相当清晰。即使象朱文的小说，其“后现代”倾向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他的作品有两种写法，一写到都市，马上就中止了价值判断，以反规范、反秩序、反人文的面目出现；但是一到写少年时代的家乡生活，便表现出一种传统的道德情怀，显出脉脉的人文精神。 2.“性状态”与“集体失明” 丁：也许，泛“性”化才是今天“晚生代”作家写的一个集体目标。当初尼采说上帝死了，大家就去寻找人；现在福柯说人死了，大批世纪末的年轻人，便丢掉了人，忙着去寻找兽，即人被物化了的动物性。死于爱滋病的同性恋者，亦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法国思想大师福柯在《性史》里，强调了“性状态”问题在现代“反文化”中的意义，他的“压仰假说”理论可能成为中国“后现代”作家们性表现的一面旗帜。这种对文化的反抗，即“性话语大爆炸”（福柯列举了三个历史现象：性话语数量激增；话语中的性态多样化；性科学产生。）的“丑闻文学”，是否一定须得中国文学也付出反文化的重大代价？ 回顾80年代以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打破了柏拉图式的爱情观，是对过去写爱情的一种反动。到了一批女作家，像张洁、王安忆、铁凝所谓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家，他们以女性“性”意识为突破口，张扬中国式的女性主义，“性”在她们那儿又升华到一个高度，在她们的小说中，面对着“性状态”有着理性目光的审视。再到贾平凹的《废都》，是全面瓦解性禁忌，但其价值观，虽然回到了晚明时代的中国文人的享乐观，可是仍然带有显明的人文意味。而在“晚生代”作家的小说中，泛“性”主义的追求，是纯粹动物性的，审视的目光完全被删除，也就是福柯所描述的“肉欲被降低到生物机体层次”。像当年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里的那种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机器的抗议，回归自然的呼吁，在“晚生代”的某些作品里，已成“蔽屏”之状；而米勒的《北回归线》、《南回归线》里面则有一个基督教的价值观，无论怎样评价，它总有一个“意义”的参照系。如果说“晚生代”小说是对米勒的模仿，我觉得最为失败的就是少掉了米勒的人性审视目光。当前的泛“性”思潮不是借此寻找人发现人，而是消解了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价值，而在今天的“大众文化”背景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有大量的商业炒作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