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小说在新时期文坛上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它有着成功的艺术实践，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对其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对其历史功过进行评说，以探索其发展流变规律，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一、艺术形式的借鉴与探索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因素是从意识流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2）。接着王蒙发表了《布礼》（《当代》1979·3）、《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在1980年又发表了《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小说，在吸收西方意识流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王蒙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形成了80年代初文坛上引人注目的热点，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开拓了前进的路。此后，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如高行健的《雨雪及其它》、《花豆》，李陀的《余光》、《七奶奶》、《自由落体》等。但更多的则是在充分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复杂性的同时，又保持着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生动性；既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技巧，又照应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如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叶文玲的《心香》、李国文的《月食》、张洁的《忏悔》、张承志的《绿夜》、《大坂》、陆星儿的《青鸟》、黄蓓佳的《雨巷》、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被人们称为心态小说，或心理现实主义。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对人物灵魂的深入开掘同客观写实相结合，在较为清晰的情节框架中，交叉着人物的心理活动结构。使人物的意识流动不再是漫无节制地自由泛滥，而是在理性定向的导引下有节制地涌出，显示出中华民族以理节情的审美精神。 “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当代文学中的荒诞因素最早出现于宗璞的《我是谁》（《长春》1979·12）中。主人公韦弥和丈夫都是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丈夫自缢身亡，韦弥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恍惚之中，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毒虫，那些专家学者也都变成了满身血污的虫子。她觉得自己并不是虫子，但又想不起自己是什么，不禁发出了“我是谁？”的呼喊。小说以颠倒错乱、荒诞变形的方式，表现出异化的现实和心灵的剧痛，展现出一幕动乱的年代人们身心变形、变态的悲剧。后来，宗璞又写了《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她所谓之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蕴含有荒诞的因素。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文汇》月刊1983·9）也以梦幻和变形的荒诞手法，描绘了在金钱和商品世界沉浮的人们的扭曲形象，辛辣地讽喻了疯狂的拜金主义，揭示了金钱对人的灵魂的戕害。 象征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普遍使用的一种手法。这一时期的小说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的因素。王蒙的《杂色》（《收获》1981·3）中的曹千里，从那匹形如枯槁的杂色老马身上，想到自己韶华早逝、碌碌无为，不禁发出了人生易逝的慨叹，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自嘲式的乐观豁达和宠辱不惊的感悟。但在傲然卓立的山峰和辽阔无际的草原等自然生命的感召下，他失去活力的心灵得到再度激扬，他荣辱皆忘，纵马高歌，那匹杂色的老马也四蹄腾空，如风如电。邓刚的《迷人的海》（《上海文学》1983·5）中暴虐凶险的大海，作为与人相对立的自然力量，赋予人们粗犷豪放的气概，宽广博大的胸怀。人对大海的征服，则象征着对人的自身价值和本质力量的实现和肯定。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十月》1984·1）中条条江河一往无前的气势，象征着主人公征服命运、搏击人生的力量。以人与大自然的搏击来象征个性精神张扬的表现，还出现在梁晓声的北大荒，刘舰平的青浪滩，孔捷生的大林莽中。这些人格化的大自然，以凶险、残酷、神秘的个性，给征服者累累创伤，甚至吞噬掉他们的生命，但人们仍以九死而不悔的执著态度，在与自然力量的搏击中显示自我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暗含着以激扬个性精神来补救“近代人格弱化”的哲理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艺术探索的动因，并非是出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新认识，而是出于对传统创作模式的不满进而寻求突破的。严格说来，这些小说除了在艺术手法和形式上带有些许“现代味”之外，其内在层面都具有清醒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只不过是萌发了诸多的现代主义萌芽。虽然，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西方现代派不再谈虎色变，但关于我们是否需要现代派的争论却依然存在。由于思想意识领域长期的自我封闭，人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还处于犹疑观望状态，再加上思维定势的惯性，使作家们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现代派作品分解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于是“剔除糟粕吸取精华”这一观点，就转化为取其形式、弃其内容。以示自己能与那虚无、颓废、绝望的情绪划清界限。所以，本时期的小说只是借用了那新奇的形式，而在思想观念上仍有着鲜明的社会性主题，那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它同以往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已从对人的外在行为的经验世界的摹写，转向了对人的主观世界探幽入微的开掘。 即便在艺术形式的借鉴上，探索期的小说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并不像西方意识流那样，切断内心世界同社会现实的联系，孤立地表现人的主观意识流动，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感，是社会现实的心理折光。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错乱感，是在理性的规范下剪切拼贴而成的，并不是非理性的肆意泛滥。在具体创作中，也大都设置了一个情节框架，有着提示性叙述，意识流的逻辑行程清晰可辩，而没有晦涩费解之感。种种的荒诞、象征等也没有超越人们心理的梳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