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小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有成就的文学门类；乡土小说作为这一文学家族中的“望族”，更是实绩斐然，独标一帜，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它所昭示的文学意义、文化价值，一直是一个魅力不衰的理论课题。从本文设定的批评范式、研究方法——文学—文化批评视界中的文学——出发，我们尝试建构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并从这一“历史”中寻绎发掘其丰厚富赡的文学价值和文化精神。 一 乡土：永恒的诱惑 30年代初，当诗人艾青在狱中将他的颂诗“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表达自己作为“乡村”的儿子对“地母”的敬爱之情时，诗人李广田也在题为《地之子》的诗章中，一往情深地歌吟：“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1]“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轻的树／永不老去。”[2]千百年来，她曾蛊惑着、召唤着多少游子那疲惫但却执著的灵魂。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对于“土地”的深情与依恋，成为非一时一地一民族一国家的文化传统。当代美国印第安诗人卡罗尔·阿内特一首题为《土地》的诗如此写道：“没有这／还有什么／值得做的事呢”。这大约是关于土地的最为简单的一首诗，然而，这单纯古朴的诗句却如“启示录”般地昭示了“土地”之于“人”的意义。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明言，无法理清，藤蔓胶结撕折不断的精神纠葛。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铺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章。不必去说奥德修斯（《奥德赛》）十年历险，诸般诱惑（即使如令人忘却故乡的迷莲）也难阻归乡行程的坚执与痴迷；也不必说郝思嘉（《飘》）痛感距故乡红泥太远，坎坷困顿中每每思返故乡，其灵魂自语“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时的那种甜蜜与痛楚，是怎样的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唏嘘。仅是在中国，就有多少世代传唱的动人诗章。屈原仆悲马怀，难舍旧乡远逝，成千古绝唱；李白对月怅然，勾起乡愁万种。春夜闻笛，顿起故园之情，唱为世代传诵的华章；杜甫闻官军收复其“田园所在”之洛阳，涕泪横流，宣泄成其生平“第一快诗”……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情，乡恋，成为一代又一代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家不倦的诗情之源泉。 作为“乡土中国”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作家们，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的诗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了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的乡村和土地。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发达和繁荣，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瞩目的事实。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无论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创作不涉足乡土题材的很少。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全部才情都献给了这一领域。在一些并不以表现乡村生活为主的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同乡村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郭沫若即使在写着《天狗》这种歌颂小资产阶级叛逆者的诗歌时，也没有忘情“田地里的农人”；曹禺写作《雷雨》、《日出》时也依然怀恋着“原野”……在全部现代作家中，从事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数量之众，这是空前的。 诚然，为漫长的农业文明使然，中国古代的作家同乡村并非就没有联系。他们中的不少人，或根本就是从乡村走出的“举子”，或在仕途失意之后还曾躬耕田垅。但这种联系毕竟是有限的。源于“士”的自身的清高（这“清高”不仅表现在对用士之“君”的一面，同时还表现于面对低微、“无知”的“民”一面），以及无法超越的历史眼光，又限制了他们对乡村生活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中国古代文学也并非没有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但这种描写却是非常有限的。或表象的“田园怡乐”的抒写，或单项的“唯农最苦”的慨叹，既是古代文学描写乡村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作家们对农民生存本质的最高认识。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几乎没有创造出什么成功的农民形象。唯一一部主要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水浒传》，所写的也只是“准农民”。小说家的心力所在又主要是“逼上梁山”与走上梁山之后的行动，真正富于典范意义的乡村生活并不在作家的视野之内。现代中国乡土小说几乎涉及了乡村生活的一切方面。众多作品不仅如实地绘写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革，中国农民从封闭愚昧正逐步走向开放文明的心路历程，而且，许多作家依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诗意地创造了自己的乡村“圣地”，展示了独具情采的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3]现代中国乡土小说提供了阿Q（鲁迅《阿Q正传》）、李有才（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李顺大（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隋抱朴（张炜《古船》）……一个个活的乡村灵魂，一座座立体的农民雕像。乡村文化的沉实厚重与凝滞守成，乡村人生的平实从容与封闭沉闷，乡村人性的雄健宽厚与卑琐萎顿……被一一观照展示出来。或忧心拷问或深情礼赞，中国现代作家情有独钟，持久地，执著地眷恋着乡村、土地，把他们的爱与憎给予了那诱惑着、召唤着他们的故园旧土，乡野大地。 现代作家们的这种情感态度和表现于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其原因应当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五四”之后，中国开始了缓慢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一大批知识青年被抛出了沿习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轨道，他们从偏远的乡村故土走入现代都会，寻求现代文明。知识者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乡村与农民。昔日最低贱卑微的“农人”在“人”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过去常常在艺术视野之外的农民与乡村生活，成为文学重要关注的对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社会、忧患民族的积极“入世”精神，在现代知识分子（作家）身上创造性的转化，也使得他们不能不以文学的方式去关注表现于我们国家、民族进步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乡村的现代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