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无大将 巾帼作先锋 “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人家对人类受难后孤苦情境的表达方式。”小林插嘴说。“纯粹二十世纪的，不流泪，不忏悔。哪像我们的作家，遇到点波析不是悲悲切切苦着个脸，就是硬挺着做外强中干的灵与肉的搏斗，累不累呀。” “唉，什么时候，能让我们都脱去伪装恢复到原生态，痛痛快快做一把人就好了。”博士长叹一声。 “想返祖也没用，那块尾巴骨早让冷板凳给磨平了，长不出来喽。”王京东撇嘴。 “对你这号的，发多少指令也没用，脱掉表层的媚俗，里层还是媚俗。” “对对对，我是媚俗里生，媚俗里长，媚俗里娶亲开俗花。只有博士您凌空出世，超凡脱俗，整个儿一个人间叛逆孙行者……” “你们都快住嘴吧。”小林叫着。“都是俗人，谁能比谁雅多少？就这么个古老而又庸俗的话题，就引得你们吵来吵去，真够俗气的。都别争了，看月亮吧，这世界只剩她不媚俗了。” 我们都沉寂下来。远处广播局电视塔的灯光一闪一闪的。月亮依旧很不真实地浮在我们的头顶。一只猫悄无声息地从草垛上溜了过去。渠水好像是停滞不动了，仿佛在暗夜里谛听，期待着什么。 1993年第1期的《中国作家》，一份冯牧领衔、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文坛重镇，刊发一个鲜为人知的女性的一部中篇小说《白话》，描写一群到基层锻炼的硕士博士，无法真正地介入现实生活，也不能自主地选择和进行自己的研究，只能在百无聊赖中调侃生活，挖苦自己，发泄苦闷，打发光阴，又于心不甘，若有所待的荒诞却又真实的故事。我们很难揣测，编辑部的大小编辑们，是如何发现和推出这样一篇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字的，但是，它的作者徐坤，从此却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两三年间，先后发表《呓语》、《梵歌》、《斯人》、《热狗》、《先锋》、《游行》等作品，一跃而成为90年代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如果说，90年代产生了什么文学新人，那么，首当其冲的，一个是湖南的何顿，写《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和《我们像葵花》的那位就是，一个便是“白话”出一大批让人乐不可支又乐极生悲的文人小说的徐坤。 而且，徐坤的出现，似乎强化了我们对9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女性文学的日渐壮大，并且大有占据文坛半壁江山的气势——在长篇小说这样的重头货和辛辣明快愤世嫉俗的杂文领域里，女性似乎还不足以与男性抗衡，但是，在中篇小说这一长兴不衰的“当家菜”上，说女性作家已经领先，在散文天地里，女性散文也自成格局，撑起半边天，大约不为过分。在这一章里，我们就对90年代女性文学崛起的原因和态势，做一番粗浅的描述。 说我这悲欢说我这情 80年代的文学，曾经出尽风头，占尽春光。但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不可能无限制地澎湃下去，潮涨总有潮退时，加上突然事件对作家心态的影响，慷慨悲壮、激情奔涌的文学潮流，变得衰落和萧条。有人这样说，90年代初期的文坛，只有两部作品可言，一是张承志的《心灵史》，一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话说得绝对了一些，却可以使人体会那种心灵的落寞。 说萧条，是说80年代的文学主潮，以思想启蒙和理性精神为涵，充满改变现实的激情的文学衰落了；但是，有失落，就有上升，有消退，就有替补，文化和文学是不会出现真空的。取代了壮怀激烈、宏伟崇高的悲壮感和使命感的，是90年代初期不期而然地产生的以闲情逸志、吟风弄月、品茶论酒、世道人情为主旨的散文热。 最初的缘起，也许只是几家出版社的出版策略。当代文坛一时间似乎失去了活力，许多知名作家又难以摆脱“自由化”之嫌；一味地保持激进态度，无论是谈历史还是谈生活，都显然不合时宜（请回想一下《坚硬的稀粥》的无头官司）；于是，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徐志摩等现代作家的散文，被推向市场，并且受到意外的欢迎。 心潮跌宕的时代，似乎一下子消失，日常的、世俗的生活形态，自省的和内敛的情感方式，代替了外向的、热烈迸发的情感方式，那在80年代只占一个小角落的家务事、儿女情、琐碎生活和烦恼人生，以及在激流勇进的表层下面，那恒定的伦理内容，都集中地体现在《渴望》——一部产生相当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它或许是第一部定位于中年女性观众的文艺作品，并且是以具有东方女性美德的中年妇女刘慧芳为主人公。做出这种选择，策划者有自己的角度，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功，却具有多重启示：其一，它在不经意间，突出了性别意识，女性主演，又面向女性观众，这在当代文艺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其二，与男性所追求的不平凡的事业、大动荡的时代相比，女性更注意个人性的事务——爱情、婚姻、家庭、孩子，更看重个人性的生活——《渴望》恰恰是在大时代风雨的背景下，以刻画为丈夫、家庭、孩子等付出种种牺牲的女性。文革云烟可以淡忘，“留下真情从头说”，以往一向是以时代、民族、社会等为尺度，而把个人的命运和情感看得很轻很轻，在《渴望》中，却被翻转过来。普通女性，胡同人家，亲情、友情、爱情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风波，构成这部长达50集的作品的主调。 与此同时，一批女散文家，也占据了众多刊物的版面。她们以写身边事务、个人经历、童年记忆、儿女情长，情感波澜等见长，并且成为90年代初期文学的惨淡中一束温馨的花朵，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像唐敏的《女孩子的花》，池莉的《千古憾事》，赵玫的《四十岁女人的新梦想》，叶梦的《月之吻》，韩小蕙的《不喜欢作女人》，等等，都是抒写女性生活和女性情怀的优秀之作。对当代散文研究颇深的刘锡庆在讲到女性散文的时候这样说：“男作家有男作家的优势，女作家有女作家的长处。人的大脑、性别决定了男女确实有些不同的优长，女性特别善于表达，善于裸露内心世界，情感比较细腻，男作家理性思考能力较强，更多关注社会，关注大的方面，对自己的关注比较少。女作家则对自我的情感体会比较细致，比较深，写的文笔也比较好，善于表达……我们现在的女作家，一批一批地出来，我觉得这很正常。‘十七年’时期，不准写‘小我’，写‘社会’写‘阶级’的多，而这不是女作家的所长。现在随着散文的定位，真正要通过自己的情感去表现内心，去折射世界，那么，女作家就显出了她们的优长。”其实，何止是“十七年”，就是80年代，“小我”仍然是居于次要地位的，80年代追求的是时代命题，宏大情感，关乎国家、民族的重大主题，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等，都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讨论问题，追求一种廓大的视野，一个重要表象就是以“大”字命名的文学作品特别多，比如《中国农民大趋势》、《世界大串连》、《兴安岭大山火》乃至《中国大流产》这样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的篇名。只有在从政治热情的低迷到商潮漫卷的惶惑，使得男性作家的社会关怀和理性思索一时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巾帼作先锋”的局面。当然，这也不排除那些在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女作家推出新作，不过，她们的作品，也显然有适应新的社会心理的改变，具有新的时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