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0年，年仅25岁的香港《大公报》编译、记者查良镛从香港来到北京，意欲投效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一名外交官。这是他的崇高的理想。尽管他热情洋溢，又有外交方面的学历基础，而且还认识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及外交界的某些要人，但他的愿望仍然难以实现，只得失望地回到香港。[1]熟悉历史的人都不难理解，以查良镛那样的家庭出身，非但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受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培训，又是那种典型的港式打扮与言行，头角峥嵘，他之被冷落是必然的。 对查良镛本人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一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人的理想破灭，无疑似天崩地裂，闷闷不乐、沉郁于心，那是自然的。他只得回到《大公报》，不久又调任《新晚报》编辑，与陈文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梁羽生）同事，并成为棋友、侠友。 而今回首那段经历，不知查良镛先生感觉如何？在我看来，他实在值得庆幸。年轻热情的心被浇上一盆凉水，看似命运对他不公，但从另一角度看，却又是对他的莫大的庇佑与恩宠。理由很简单：他这样的人就算“混进”了外交界，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说命运对他恩宠，是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仕途不顺，反倒使之成就了一番千秋伟业——他成了独一无二的金庸。有求不得的痛苦，壮志难酬的忧愤，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使他不平则鸣，而且一鸣惊人，看似通俗的歌咏，却有黄钟大吕之声。他的热情与才智，甚至他的个性精神与反骨，都派上了用场。他成了武侠小说的大宗师、报业老板、新闻巨子，是一代文化巨匠。早年的理想，与此是无法相比的。 当然，或许他本人不这么看。进而，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也会有许多人不这么看。这使我想到许多古人，如唐之李白、宋之柳永、元之关汉卿、明之罗贯中、清代的蒲松龄与曹雪芹。至今仍有许多人为李白未受重用、柳永奉命填词、关汉卿未能科举入仕、蒲松龄总是考不取举人、曹雪芹没有世袭那么一官半职……而抱屈。没有当官，而且没有当大官，似乎就无法实现人生的价值。似乎只有迫不得已才去写诗、填词、度曲，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去谈狐说鬼、言情写爱，干些“君子不为”的“无聊”之事。这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及其主流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其实不该这么看的。从李白到曹雪芹这样的艺术大师及文化伟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及其人生的价值，比他们同时代的公侯伯子，以及帝王将相不知要高多少倍。这些都成了历史。而今面对金庸，可以说又要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立功与立言孰重，现世功名与千秋伟业孰重？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之一。当然，金庸不仅是文人，而且是小说家；不仅是小说家，而又是武侠小说家，他的价值就更难证明了。尤其是在当代，如柳永不能入高雅庙堂，关汉卿只能入《录鬼簿》，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并未被当时的文坛所看重。文化及人生的价值有当世称量与后世称量的区别，其结果往往大不相同。如果金庸仍在为未进入外交界而耿耿于怀，那我们就不仅要为他的仕途遭遇捏一把汗，而且更要为文学史、文化史捏一把汗，稍不留神，就只有查良镛而没什么金庸了。想一想，上天又还是公平的，它“毁”了某些人的“前程”，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来补偿。使他们的人格与智慧在人生的不如意中得到发展与完善，让他们的生命光辉照耀着超越仕途及政治的文化的空间，成为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于那种文化的千秋伟业不及现世的实际功名的传统价值观念，只能让我们感到莫大的悲哀。好在今天已有不少人不这么看。 再想一想，金庸的幸运其实是双重的。功名未成，使他不得不以文为生，这是一；以文为生，又生存于香港这样化外之地，这是二。 按照传统之见，香港这样的地方是产生不了什么文学大师或文化大家的。至今仍有人牛气哄哄地将香港视为文化的不毛之地，甚至干脆说成是“文化沙漠”。梁羽生、金庸这样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家产生于香港，似乎说明不了问题。反而很容易成为香港是不毛之地的证明，因为武侠小说不过是上不了台面、当不得栋梁的野草闲花而已。 换一种角度看，结论可能就大不一样了。通俗文化也是“文化”，而且是更基础，更具根本意义的文化——这可能与传统的，或正统的价值观念相反——这足以证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因为这一地区的通俗文化极为发达，远非大陆或台湾可比。 且容我慢慢来解释。在很长的时间内，傲慢的欧洲人，尤其是伦敦人、巴黎人、柏林人，也都说过美国是“文化的沙漠”，因为那儿只有好莱坞及其通俗文化。如今，这样想的人当然还有不少，但这样说的人却少得多了。因为那儿有过爱默生、杰克·伦敦、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等一大批巨匠。美国实际上是西方世界最具生机的文化绿洲。而在某一点上，香港与美国有某种相似之处。至少在20世纪末之时，我们应该这么看。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正是我们要说的，中国的传统，也与欧洲大不相同。但人类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共同性，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在谈论香港文化及其金庸小说的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中国20世纪文化发展的背景与主潮。背景之一，是中西文化的大冲撞，从上世纪中期至本世纪末，仍然如此；背景之二，是中国文化观念及其结构的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冲突。而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主潮，则是启蒙与救亡、呐喊与彷徨、歌颂与批判。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也产生了相应的人物，产生了它的代表性人物。有趣的是，台湾孤悬海外数十年，但它与大陆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它们与香港。这意味着，文化的正宗仍然在大陆与台湾，而香港则真是化外之地。 可是，不管20世纪有怎样的背景与潮流，也不管这一潮流有怎样的旗帜与口号，不管大陆与台湾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又有怎样的对立与区别，但其文化的传统及其实质却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将文化理解成“文治与教化”，即把文化当成是政治的工具，或从官方的意识形态去看待和要求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而在这一背景下，香港文化的意义就开始凸现了。其一，就是它的通俗性、民间性及其自然性。这一特性，对于中国文化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只不过我们一直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意义其实古已有之：先秦“国风”，汉魏“乐府”，宋词元曲，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这些通俗文学的形式，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真正的精华，而出于“文治教化”目的的官样文章及其种种附庸，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客观环境的变化，则早已一文不值。甚至，当官方对某种通俗形式表示青睐，并要将它们“收编”成“正规部队”之时，虽然会使它们有一时的荣耀，却更会使它丧失自由与生机，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与衰亡。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对于文学史家及其文化学者而言，缺少的只是“发现”及研究、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