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不管什么历史障碍也挡不住香港和台湾与中国的统一，中国当代的小说评论，理所当然地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事实上，港台的文学评论界，一直也没有忘却中国大陆的小说，在香港文汇报、在大公报、香港作家报、香港文学报乃至香港各大学的学报上，对于中国内地的小说评论是相当热烈的。仅以陕西省而言，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一度排在小说发行的榜首。在此香港回归之年，我们特开辟《香港文学笔谈》，组织了一批对香港文学研究有素的学者系统地发表他们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成果。这里我们首先发表的颜纯钧先生的关于香港小说的论文，希望能引起国内广大读者的兴趣。今后我们将系统发表关于香港小说的评论。我们的笔谈，目前乃以小说为主，日后将逐渐括展到散文等等方面。在一定的时候，我们的香港文学笔谈将改为《台港文学笔谈》，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国内有关专家的支持。 孙绍振 在世界范围内，也许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学发展象香港这样长期受到地理政治问题的困扰。香港和大陆虽然在地理上几乎相连，但1949年大陆的易帜，却极大地改变了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关系，使香港和大陆之间政治上的隔绝和地理上的相连构成了两地关系的基础。反过来，进入五十年代之后，香港和台湾仍然因为共同的反共立场而保持着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但两个岛屿之间地理上的隔绝，还是使更深入的交往存在不小的困难。除了英国这个殖民地宗主国之外，香港在中国的本土上开始孤立了。当香港越来越成为一个孤岛的同时，香港文学也成了除抗战时期的上海之外另一种“孤岛文学”的形态。正是受地理政治环境的这种影响，香港小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逻辑。这种影响比之文化、经济、教育诸方面对小说发展的影响都要来得显著和深远。 受地理政治环境影响的香港小说，在五十年代首先是以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合开始的。一大批因为躲避战乱而暂居香港的左翼作家，象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纷纷返回内地；而另外一大批作家，象张爱玲、徐讦、徐速、司马长风、刘以鬯、李辉英、黄思骋等又因为大陆政权的转移，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来到了香港。在这之前，香港的小说创作一直是由来自大陆的一批左翼的文学巨匠垄断着的。虽然象侣伦、杰克等本土的作家也在潜心创作。但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他们都还难以和来自大陆的郭沫若等人相匹敌。进入五十年代，创作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极大地影响了香港小说的发展趋势和作品质量。应该说，象郭沫若、茅盾、夏衍这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纷纷打道回府，客观上对香港本土的小说创作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一方面，当时还为数有限的报刊杂志（包括新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等）给年轻的作者们让出了更大的篇幅；另一方面，作家队伍的重新集结还是一个契机，它为年轻作者的脱颖而出无形中也创造了条件。五十年代后半期，伴随着南来的作家逐步在生活上稳定下来，一批新的和年轻的香港作家开始登上文坛，香港的小说创作才真正从整个大中国文学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形成自身的发展轨迹。 更重要的是，作家队伍的重组还影响到整个创作的格局。郭沫若等文学巨匠的离港，和一大批右翼作家的南来，极大地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正是这种大致均衡的两支创作队伍的相互对峙，和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在香港的长期较量，和整个冷战时代的局势相结合，才形成了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相当有意思、也相当长时期的特征和景观。这种特征和景观，是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的文学发展中都不可能看到的。香港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决定了它自五十年代开始便成为国共两党、左右两派短兵相接，长期对峙的前沿阵地。在这个前提之下，香港小说才有了它不同于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发展轨迹。 尽管政治上的隔绝已成定局，但香港文学并不象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便一下子斩断了和内地的联系。这是因为，作家的经验转换并不象政权的转移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中国的左右两股政治势力仍然长时期地发挥着对文学潜在的和实质性的影响，所谓的“斩断”也自然不可能那么决绝。黄继持先生认为：“五十年代，强大的‘美元攻势’，在冷战结构形成期间出现，香港文化界一时‘右翼’当道。但不论四十年代的‘左’，五十年代的‘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多是从中国内地转移来此的，关心中国政治文化，多于关注本港。如果说有文艺思潮，多不外是大陆或台湾的回声与摹本，混杂着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及本地文学的商品化色彩。”[1]在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中成就较大、影响也较大的张爱玲、徐讦、徐速等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利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大陆生活为题材，写抗战、写土改。当他们的审美意识仍然指向大陆时，所谓香港小说与内地文学的联系被斩断，实际上只是体现在组织上和文艺政策上。而反过来，居留香港的作家仍然以整个中国为审美的视野，多半政治立场过于鲜明，或反共或亲共，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冷战的行列。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恰恰表明：文学的发展固然受到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转向却要比政治来得缓慢。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香港小说还没能完全摆脱其附属的特征，具有自身特色的香港小说也并没有真正形成。类似于侣伦的《穷巷》这样本土的作家写本土的作品，比较成功的在五十年代还属于凤毛麟角。而在赵滋藩的《半下流社会》中，虽然作者所写的是香港社会之一角，但其内容依然是以来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生活为题材。当作家只能无奈地利用他们自身的旧时经验从事创作时，这种对香港本土一时的疏离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既在地理政治上与大陆隔绝，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斩断；既在实际的生存上已经进入香港，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融合，这种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正是一大批自大陆涌向香港的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