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

      《家族》的价值主要显示为张炜通过对家族故事的陈述所深入思考着的作为类的存在的整体性的“人”的本质问题、作家对人性深刻的触摸、剖析和表现以及作家在作品中对人的存在命题所进行的深层勘探，虽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定张炜的《家族》在叙事形式上的成功。小说中“历史”与“现实”部分的巧妙对应，叙述者“倾诉”部分的恰当穿插，都是《家族》中值得充分肯定的叙事艺术与表现方法。但是，与作品叙事艺术上的成功相比较，《家族》中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却是张炜通过对家族故事的描摹转述所建构起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是否能成为可能，能否最终真正地凭此理想而完成人类自我救赎使命的重大问题。尽管《家族》的故事由“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尽管张炜认为“书中所谓的‘现实部分’只占很少的比重，却是重要组成部分”，[1]尽管我们对张炜的看法也十分赞同，但一个显在的事实却是，构成《家族》故事主干的乃是“历史”部分中围绕曲、宁两家在平原地区解放前夕展开的种种恩怨纠葛。同时，《家族》中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具体承担者也主要是曲、宁两个家族的三代传人。因此，我们对《家族》厚重的主题含蕴的解读剖析，我们对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理解分析，将主要依托于对小说中“历史”部分的充分关注，依托于对曲、宁两个家族的细致解剖。

      在张炜看来，作为群体的人类可以依据其恶／善、污浊／纯洁、物欲性／精神性等二元对立的语码明显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家族》中寄寓了作家道德理想的曲、宁两个家族的三代人就属于后者，他们所保持的乃是一种善良的、纯洁的、精神性的生存状态。解读《家族》，我们注意到小说中宁周义对宁珂所说的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中国的问题可不是哪些党派的问题，它远没有那么简单……”“可惜献身的热情总会慢慢消失——这对任何一个党派都是一样。重要的是找到消失的原因，而不是机灵转向——不找到那个原因，任何党派都是毫无希望的。颓败只是时间问题……”很显然，这段话语所透露的正是张炜在《家族》中所要刻意探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家族》之前出现的表现同类“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几乎全都是以国共两党界限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以这两个敌对阵营的尖锐矛盾为故事的中心冲突，进而凭此而结构全篇的。这一点，在《红旗谱》、《青春之歌》那批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小说名作，直到在近期出现的《白鹿原》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必须对生活现实作真实描摹和传达的小说艺术的操作者，张炜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事实的实在性，因此，当他的《家族》意欲重审并重现本世纪初叶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时，他同样无以回避地写到了作为基本矛盾存在着的国共两大敌对阵营。但国共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尖锐矛盾却并未构成《家族》的中心冲突，构成《家族》中心冲突的乃是张炜依据自身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为标准而划分出来的呈现为两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类群体，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从总体上支撑起了《家族》的基本叙事结构，并形成了推动小说故事运行的基本叙事动力。这样，依照国共两党模式本来可以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革命者宁珂、曲予、殷弓、许予明、“飞脚”等与反革命者宁周义、战聪、金志、“小河狸”等，却在新的标准的衡量下组合成为两个不同的新的群体，即体现了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宁珂、曲予、许予明、宁周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小河狸”，与作为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反动者的殷弓、“飞脚”等人。如果说，小说的题目“家族”在其表面意义上是指曲、宁两个家族，那么在其深层的隐喻层面上，“家族”所喻指的却是一种超越于血缘传承关系之上的内在的精神维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宁珂、曲予，把许予明、“小河狸”，把出现于小说“现实”部分中的陶明、朱亚，都统统地归为一类“人”，归为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圣家族”，这个“家族”的共同印记即是对精神纯洁的坚决维护，是对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坚持与实践。很显然，对这个“神圣家族”的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张炜意欲重新阐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冲动与努力。在张炜看来，以往的仅仅以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为价值标准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模式的普遍流行，乃是文学受控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必然产物，它所透露出的信息正是文学对社会政治的极端依附，正是文学的某种绝不应当丢弃的独立品格的丧失。然而，这种教科书式的阐释模式却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学界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一直潜在地控制着作家阐释历史对象的基本思维方式，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排斥异己的一元独断型阐释格局。但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真正价值之一，则在于作家可以对人生现实、社会历史作出自己的、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性阐释。张炜无疑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家族》的出现，也正充分地显示了作家试图重构历史图景，对在既往文学作品中已基本定型化了的历史作出自己的阐释，力图在自我个性真实的意义上还原他所理解的“历史”原貌的愿望。在《家族》中，张炜设立的重新阐释历史的价值标准乃是“道德——人性”这一基本维度。在张炜看来，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基本冲突的核心内容其实正是这种潜藏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表象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不仅存在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而且存在于充满平和气象的和平建设时期，《家族》中“现实”部分所描写的陶明、朱亚以及叙述者“我”与裴济、黄湘之间冲突的本质内涵即属一种道德冲突。很显然，张炜的这种阐释是具有新意的，他所操持的“道德——人性”维度，事实上为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立场和新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道德——人性”维度更体现了作为文学家的张炜最为根本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他独立于流行的政治话语体系之外的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的描述与评价。

      其实，道德乌托邦理想的构建，对张炜而言，并不是在《家族》中起始的。早在其《古船》对隋抱朴捧读《共产党宣言》这一细节的一再重复与渲染中，一种朦胧模糊的对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之情就已有明显的表露。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九月寓言》对小村人所体现出的民间社会的生命欢乐的描写与表现中，已不再倾向于对现实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张炜，在其内心深处所深藏着的构筑一个自我的理想世界的浪漫冲动。只不过一直到此时为止，这种自我的理想世界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作家对之仍然缺乏一种清醒的理性洞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柏慧》与《家族》的联袂出场之前。在张炜最新创作的《柏慧》和《家族》中，作家终于亮出了自己道德重建的最后的底牌。因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柏慧》还是《家族》，其中寄寓着张炜理想的人物形象都以其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纯洁为显著的性格标记，这一点，不管是在“历史”部分中的宁珂、曲予，还是在“现实”部分中的陶明、朱亚身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正是以“道德——人性”这一价值维度为基本出发点，张炜才对殷弓、“飞脚”、裴济、黄湘之流作了愤怒的指斥与批判。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殷弓、“飞脚”们曾经为革命作出过的贡献，然而，当他们以牺牲道德的纯洁为代价而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进行所谓的“革命”时（比如殷弓背着宁珂把阿萍奶奶骗到姑妈家楼上软禁起来；比如殷弓背着许予明把为情而来的“小河狸”处死；或者如殷弓本人在被曲予救命后的忘恩负义，等等），他们事实上已经背离了革命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殷弓们为了所谓的理想而违背了基本人性的要求，而在张炜看来，真正的理想是绝不能以违背人性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只能构筑于人类最起码的基本人性之上，只有以道德的纯洁为前提的理想才是人类渴盼实现的真正福祉之所在。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张炜“道德——人性”这一维度提出的必要性，我们不妨简略地审视一下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各种面目的革命者曾经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理论口号也曾充斥于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正是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冲突结构成了一部嘈杂喧哗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酝酿出种种不同性质的人生悲剧，这些悲剧的成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却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确实充斥了过多的如殷弓这样不择手段的道德不洁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殷弓们极端功利的人生态度，才导致了这一幕幕人生悲剧的最后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道德——人性”维度的提出，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提出，事实上为我们对“历史”的观照把握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立场。至此，我们就可以对张炜通过宁周义之口提出来的那个“重要的是找到消失的原因”的问题作出回答了，这个回答当然更是作家张炜的回答。那就是“道德”的缺失，是“道德”的不在场，是守护“道德”者如宁珂、曲予、陶明、朱亚等人在现实中难以回避的失败（当然，这种失败的原因仍然在于他们的对手殷弓之流的不择手段，而对殷弓之流来说，“道德”却依然是缺失，是不在场的）。在张炜看来，只有有了诸如宁珂、曲予们对“道德”的坚定守护，只有殷弓们反躬自省，能够自觉地以“道德——人性”的价值维度为自我思想与行动的真正动机，那么种种因“道德”冲突而造成的人生悲剧方有可能得以幸免。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在当前的时代境遇中，殷弓之流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形，则无论是“历史”部分中的宁珂、曲予，还是“现实”部分中的陶明、朱亚，都只能以不断退守的失败者的形象出现，而《柏慧》中的叙述者，宁府的后代传人“我”，也只能以退居葡萄园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精神。因而，张炜所一心构筑的道德理想便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出现，最多也只是一位浪漫的抒情诗人（我认为张炜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个抒情诗人，这一点在《家族》中的“倾诉”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对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幻想式的处理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