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天翼不是最早接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作家。当他一旦成为左翼文学“新人”出现于文坛之后，却是左翼作家中继承和发展鲁迅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并获得独特的艺术品格的一个。毫无疑问，张天翼是时代的产儿，他成熟以后的文学价值观、道德价值观都是在鲁迅以及其他文化革命先驱所开创的时代中形成的；然而，他独具的禀赋和家庭环境使他对中外文学传统的接受，既不同于左翼阵营的其他作家，也迥异于左翼以外的作家。在这短短的篇幅里，我们试图从互相交叉的几个方面，谈谈张天翼的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所显示的基本特色和它形成的原因，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文坛新人 20年代末，在“革命文学”热潮中，出现了一批描写“革命的罗曼蒂克”的作品。这些作品热情洋溢、理想真诚，可是脱离实际、主观幼稚，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弊病，漠视了文学的根本要素“真”和“美”。风行一时之后，不仅“革命文学”圈以外的作家对此深为不满，连“革命文学”倡导者也渐渐感到厌倦了。新文学在历史进程中热切地呼唤着写真作品和作家的出现。张天翼应运而生。他从16岁起就与同窗好友创办文艺刊物，并开始在上海的一些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与鸳蝴派并不完全一致的趣味性强的短篇小说，但直到1929年4月发表《三天半的梦》，才正式登上现实主义新文坛。这篇小说与流行的“革命文学”大相径庭；尽管他当时已是革命青年，却不愿重蹈“革命文学”的覆辙，而另辟蹊径。《三天半的梦》回归和发展了“五四”时代个性与家庭的主题，虽然多少带点伤感，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写实手腕一扫浮靡浪漫之风。不过，真正使张天翼在新文坛尤其左翼文坛上一举成名的，是1931年3月发表的《二十一个》，略早于丁玲的《水》。张天翼的《二十一个》以群像塑造的方式，真实生动地描写一群士兵在军阀混战中的哗变，对话、场面、气氛都非常逼真，致使对“革命文学”开始作深刻反思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冯乃超很快就指出：张天翼脱离了“落后的”浪漫主义而回归到自然主义（实际为写实主义）路上去了，因而“在创造新的形式上”“他是新人”[1]。标志着张天翼写实手腕的成熟的作品是《皮带》（1931年7月）。它写一个从农村跑到城市机关谋职的青年邓炳生向上爬的悲喜剧，作者把主人公的失意和得意、势利和庸俗的心态与嘴脸描摹得维妙维肖，呼之欲出。这篇小说从另一方面又显露着张天翼对于国民劣根性的讽刺锋芒。 实际上，仅仅所谓“形式”上的创新远远不足以标示张天翼30年代初所取得的成就和“新人”的深层意义。在当时只用阶级分析法而摈弃其它审视社会和人生的理性思维的左翼文学阵营内，张天翼继承了被许多人忽视甚至遗忘了的鲁迅确立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在左翼作家中率先把文化批判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透视各个阶层的人物，从实践上、理论上深化了左翼的文学目标。写于《二十一个》之前不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鬼土日记》（1930年作）用一种象征而怪诞的手法，使张天翼多方面创新的才能表现得惹人注目（尤其对于后代的史家而言，当时文坛的评骘却不尽然）。《鬼土日记》比老舍的《猫城记》早出近两年，而主题、写法颇相似，并不如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所说：“张天翼初期的作品颇受老舍的影响，《鬼土日记》可嗅出几分老舍《猫城记》的气味。”小说中的“鬼土”象征着张天翼所理解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以主人公韩士谦为线索，把古老文化所形成的畸型上流社会的烂疮疤一一展示了出来。如果说《鬼土日记》主要在批判上层社会中所表现的国民劣根性的话，那么，另一个长篇《一年》（1932年作）则着力对于下层社会小市民谄上骄下的奴性和向上爬等劣根性进行穷形尽相的刻划和鞭挞。张天翼最长于描摹小市民尤其是小公务员的奴才心态和嘴脸，《一年》中的白慕易和梁梅轩形象的刻划真是入骨三分，使市侩丑态以遁形，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深刻和犀利。早出一年的《皮带》虽具有和《一年》同样的主题，用笔尚不及后者沉痛。《和尚大队长》(1932)则以一种新颖的题材表现了市侩中流氓性较重的那类人的毫无信念、反复无常和唯利是图，是对国民劣根性集中而非夸张的揭露。最为人所称道的国民性批判的作品无过于《包氏父子》(1934)了，这个名篇把两代人的悲剧以及悲剧的文化根源极其深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令人战栗，发人深思。 张天翼的新，还表现在他的平民意识和讽刺才能的融合上。这种融合，构成他那对下层人民的“含泪的笑”。无论是“五四”时代的文化先驱还是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不少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者或救世主的心态出现在文坛上。他们对下层人民怀着真诚的悲悯和同情，也不乏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们甘愿并且确实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真正能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全身心地体味下层人物的悲凉辛酸的作家，并不多见。而张天翼却具有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中所可能达到的最深厚的平民意识。这一点，张天翼的挚友吴组缃有强烈的感受，他回忆说：天翼“喜欢跟各种社会底层的人交朋友”，不摆知识分子架子，常把拉洋车的，小职员，大司务，小伙计，失业者请到家里喝酒谈天，“当成知己朋友”[2]。另一至交蒋牧良也有同样的印象：张天翼“认识不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浪荡汉，小学教师，不论地主，码头工人，仆役，女工，学徒，兵油子，机器工人……他都知道得很多”[3]。（至于对农村生活、对农民了解不足，这是朋友们感觉到、天翼自己也早就意识到的弱点，此处就不论及了。）因而，他能和他作品中的小人物一起去感受他们的欲求和痛苦。《同乡们》(1937)中长丰大叔心态的微妙之处，非具有这种平民意识是难以体会和描摹出来的。张天翼的平民意识又和他的讽刺才能相融和，形成他所独具的“含泪的笑”。本来，讽刺似乎应该从一种高于人物的视点去观察人物，与平民意识颇难相容；但30年代两位讽刺大师老舍和张天翼却都是最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的讽刺都以自己的幽默意识为基础之故吧。老舍的讽刺不失厚道，张天翼的讽刺却相当尖锐，这更使讽刺与平民意识的结合显得奇特。《一年》、《包氏父子》、《陆宝田》(1937)都是体现张天翼的“含泪的笑”的代表作。不过张天翼的讽刺之作并非都带着风情，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如《欢迎会》(1934)、《善举》(1934)、《度量》(1935)、《旅途中》(1935)、《砥柱》(1936)等，就只有犀利辛辣而没有同情了，这方面的作品也极为成功，同样代表着他的风格。 张天翼以文学“新人”闻名于世后，仍继续不断地创新，拓新。当抗日民族战争烽火燃起，他以极敏锐的眼力洞察出抗日阵营内部光明中存在的黑暗，率先迅速推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全新之作《华威先生》。这位左翼“新人”的短篇创作也就在这时达到了他的峰巅。 师承鲁迅 1929年4月，鲁迅在他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发表张天翼的《三天半的梦》，使张天翼正式登上现实主义新文坛。这篇小说是几经一些刊物退稿之后寄给鲁迅求教的，更显出鲁迅慧眼识才的擢拔之功。这当然使张天翼对鲁迅特别尊崇，在他后来的陈述中，一直认为鲁迅先生是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唯一的现代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