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批评家”与“创作室批评”：沈从文的小说批评理论 我在《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沈从文是一个标准的诗人批评家(poet-critic)，他的小说理论与批评是典型的创作室批评(workshop-criticism)。“诗人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视野与论点都很有局限，他只评论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只评论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去创作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创作室批评，因为它只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byproduct)。[1] 目前收集在《沈从文文集》中第十一及第十二卷中的文论，虽然很不齐全[2]，但从这些论文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他对小说的看法，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是因为他对小说作品及理论有特别深广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严密的批评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craftsman)，他所论的问题全是他人未能道的经验之谈。他对鲁迅、废名等人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镇小说的见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通过他自己在创作经验中的深入感受与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纯理论或哲学性的推理或分析。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都是在创作之余，把零星创作中的真知灼见，反复地表达在不很正式的文学批评文章中。第一类，属于序言或后记，把自己开拓的小说领域之新发现或艺术技巧记录下来。第二类是直接评论一位作家或作品，如《沫沫集》中的《论冯文炳》，这些都是沈从文向他们学习过，或受其影响的作家。第三类是笔记式的篇幅较长的著作如《烛虚》。这些论说序跋，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一方面替自己所写的小说辩护，另一方面为他所写的小说建设一个理论架构，以便得到承认与建立其权威性。[3] 沈从文在1922年从湘西到北京，开始写作。大约到了1928年后，才开始写出《柏子》、《雨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夫妇》、《萧萧》、《丈夫》、《边城》这些代表杰作。因此他的批评理论在193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4]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从他自己的作品来考察当代或前辈的作品，因此对那些深感兴趣又影响过他的以抒情笔调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就大为赞赏，但对那些与他创作兴趣背道而驰的就表现冷漠，甚至攻击，对郭沫若小说的态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包含着社会现象与梦象的小说 文学理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的作品建设理论基础，争取承认，因此作为诗人批评家的沈从文，所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基本目的不是要替读者解读作品，更不是为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位，也不是要建立一套文学理论新体系。他的动机与目的很有局限性，从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来看，就更能了解他的小说理论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出来，这构成了他关于小说的理念。 在三十年代前后，当写实主义、人生文学成为主流时，沈从文注意到很多作家凭着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如为人生），一个不甚坚实的概念（如“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去写作，结果“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11:165-166)，因此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除了肯定小说要表现人生，但这绝不止于外在表面的客观事物现象，除了人生现象，应该还有梦幻现象，要不然小说就沦为新闻式的报告了： 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文集》，12:113-114） 他特别强调人事和梦要相混结合起来，因此这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能分开的。把它们分开以后，我们小说中的人，生命或灵魂，就会破碎。沈从文的小说要把它们粘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体。” 在面对现实主义的压力，沈从文说小说家要“贴近人生”，但写作时却要“俨然与外界绝缘”，绝对不能被一些崇高观念左右： 我虽明白人应在人群中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文集》，11:41-42）他要“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觉与事象”，而感觉是个人的，超现实的。所以接下去，他再强调写小说要“独断”：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文集》，11:42） 沈从文在《水云》那篇回忆式的哲理散文里，很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经常陶醉于梦境的经验。写作对沈从文来说，是“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月下小景》中的佛经故事是经过“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边城》那本中篇小说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虽然“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他为小说中已经消失的蛮荒历史，人类的记忆和梦幻里的世界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