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是最富文化蕴涵的文学品类。在当代，乡土小说是海峡两岸影响最大、实绩最多的文学流派。由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两岸乡土小说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性，由于同文同种，又同样都面临着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它们又有着相同的文化蕴涵。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正显现出海峡两岸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影响。 乡土文学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在中国新文学中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一般认为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这一概念评论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向培良等聚集于《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的一批小说家及他们的作品。自此，关于“乡土文学”的论证连篇累牍。究竟什么叫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一般说来，乡土文学即指那些描写自己的家乡，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在大陆现、当代小说家中，废名、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等堪为代表，鲁迅则被认为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鼻祖。现、当代乡土小说主要流派则有20年代乡土派小说，4、50年代的“山药蛋”派小说与“荷花淀”派小说，还有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大陆乡土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现出浓郁的怀乡恋乡情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主题原型，也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眷恋和热爱故乡的情感和意识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特别对诞生在原始农业社会的中华民族来说，怀乡、恋乡，更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深层的内容。 台湾乡土小说则有着别一种文化蕴涵。它不只限于表现地方色彩，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来显示它的历史价值的。台湾乡土小说产生于20年代，赖和是它的奠基人，它植根于台湾殖民地现实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文学的口号。它立足于整个台湾的时空，不仅指台湾的“乡土”，亦指台湾的“城市”，“乡土”与“本土”等同。陈映真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中认为，2、30年代，“由于日治时代和祖国大陆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写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刘登翰先生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概说：“‘乡土文学’在台湾，从它提出之始，就明显具有如下特点：一，它是和日本殖民统治者鼓吹用日文写作，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皇民文学’相对立的一个民族文学的斗争口号；二，它是一体性的本土文学，即城市和乡村统一、历史和现实统一、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台湾文学’。……正如后来一位评论者所说：‘因为在日本统治下，不能讲民族，所以就讲乡土’。”[①]但当代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台湾乡土小说的内涵有了许多改变，具有多重内涵。一方面继续保持着日据时期乡土小说民族文化的立场，乡土文学还是“一体性的本土文学”，“乡土”和“本土”的涵义还是等同；另一方面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的经济转型期，作为与城市文化、城市文学相对比而存在的文化、文学形式而呈现出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的特点。5、6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附庸美国，崇美意识、西化意识弥漫台湾社会，严重侵染着台湾的文化与文学，因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勃兴依然有着弘扬民族文化、抵制“西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面对现代文明、城市文化带来的诸如自然生态破坏、人性异化等等问题，当代台湾乡土小说家持尖锐批评的态度，并在某些小说家的创作中表现出对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眷恋之情。 两岸当代乡土小说文化蕴涵之“同”，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批判上。大陆建国后头17年创作的乡土小说基本趋向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孙犁的小说对中国农民亲情、友情的描写，勤劳俭朴、见义勇为品格的刻划，都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中优质一面的赞颂。同时他们对传统文化中某些负面内容也是认同的。如对商品经济的拒斥，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等等。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农业国度，乡村是封建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处，因而对乡村文化的赞美和依恋，总难免表现出对封建文化自觉不自觉的某些认同。台湾乡土派小说家也有相同的表现。新时期大陆乡土小说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批判则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基本认同。如汪曾祺、刘绍棠、阿城即是。汪曾祺小说以浓郁的人情味、健康的人性美和动人的风俗画描写构成鲜明的乡土特色，他的作品主要张扬儒家“仁义”的文化风范。刘绍棠明确提出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他的创作追求“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属“田园牧歌”一类，儒家文化也是内在之魂。阿城的“三王”则弘扬老庄思想的精义。对传统文化基本认同的新时期“乡土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中的病态现象持批判态度，他们笔下那宁静、和谐、自然、淡泊的乡村文化环境是和现代的城市文化环境相对比而存在的，成为安妥他们灵魂的“精神家园”。另一情况则以批判为主。20年代的乡土小说派对传统文化就基本持批判态度，这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体现。这种批判精神在当代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又充分地表现出来。新时期乡土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入到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揭示这种“集体无意识”对民族文化整体进化的阻滞作用。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贞女》等小说，李锐的“厚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韩少功的“湘西”系列，都揭示了愚昧、落后和民族文化心理定势造成的人的精神的扭曲变态，甚至生理的扭曲变态。这些小说家都继承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批判精神。还有一种情况则是认同和批判并重。张炜的《古船》，王安忆的《小鲍庄》较为典型。《古船》刻划的理想人物隋抱朴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美质的集中体现者，作者对他情有独钟；而四爷爷赵炳则是宗族文化伪善残忍丑恶一面的体现者，作者对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批判。《小鲍庄》对儒家文化中“仁义”思想的正负面也作了深刻的扬弃，显示了睿智的文化审视的眼光。和大陆乡土小说比较，台湾乡土小说对传统文化则基本持认同态度，不是没有批判否定，但认同是主导趋向。这和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台湾几度漂离祖国大陆，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漂泊心态，尤其是历史上长久的殖民统治，使台湾成为“弃儿”、“孤儿”，因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台湾乡土小说的必然追求。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小说家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执着。当代台湾乡土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虽然有批判，但主要还是认同。50年代台湾乡土小说代表作家钟理和的创作即是如此。钟理和的小说大多是自传型的，以他和妻子钟台妹为男女主人公原型。他和同姓的台妹恋爱、结婚为社会和亲人所不容，认为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一生漂泊，穷困潦倒，以至45岁就病逝，都与此相关。这是对他生平和创作影响最大的事件。他以此为题材写成的小说有长篇《笠山农场》，短篇《初恋》、《逃奔》、《钟平妹》、《贫贱夫妻》、《同姓之婚》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对封建习俗、封建礼教作了批判，表示不满，却怨而不怒。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封建习俗的代表人物，写了也不把他们作为反面形象进行批判。台湾评论界如此评价他：“他的文章充满爱，他绝不因感情的作崇而攻击人和社会，即使当他沉痛地述及他所受的磨难时，字里行间也寻觅不到一丝仇恨，有的只是宽恕、谅解、悲悯”；[②]“我喜欢他的笔调虽凄惘沉闷，但仍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所以他并不发牢骚，也不抱怨。”[③]从这些不无局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钟理和对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封建习俗、礼教的“怨而不怒”的态度。而在钟理和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高度的认同感。首先表现在对以他妻子为原型而塑造的文学主人公传统美德的歌颂上。其次还表现在他的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他的短篇小说《原乡人》最具代表性。钟理和表现爱国主义和一般的台湾乡土小说家不同，他追踪寻根，从“原乡人”的角度，表现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的血肉关系，以抒发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怀。《原乡人》中主人公“我”所表达的信念——“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成为深播台湾同胞心中的信念，成为台湾人所皆知的名言。此外像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都属于台湾5、6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对传统文化既有认同又有批判，但认同是主要的，批判是认同基础上的批判。在乡土文学占主潮地位的70年代，尉天
、王拓、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小说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负面的批判有所加强，但总的说来，70年代乡土文学的兴起是对5、60年代恶性西化的文化、文学潮流的反拨，因而认同民族传统文化就必定成其主导倾向。如对现实的关注，对文学家责任感、使命感的强调，就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经邦济世”、“文以载道”的精神。从作品思想内容来看，陈映真的《夜行货车》、《将军族》、《云》，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莎哟娜拉·再见》，王拓的《春牛图》、《金水婶》，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嫁妆一牛车》，都表现了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向心力，作者扮演了中国民族文化卫士的角色，而对金钱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加以尖锐的批判，尤其对崇洋媚外的洋奴人格加以痛斥。女作家赵淑侠的创作则在更高层次上展现出对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执着的向往。她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中男主人公江啸风立志献身祖国的音乐事业，他在维也纳音乐大学学习作曲，毕业后一心致力于创造中国民族音乐，创造梦寐以求的“我们的歌”。少年时代他对妈妈说过：“妈，我将来一定要创造中国自己的歌，我们中国人必得唱自己的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声音绝不是电台播放的那种流行歌曲，也不是西洋音乐。我们的歌，应该是从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里、泥土里、人的心里，发出的声音。”对民族文化刻骨铭心的挚爱动人心魄。在艺术形式上，这些小说家也十分注意向传统小说艺术借鉴，如讲究故事性和小说结构的完整性，适当地运用方言写作，等等。
